比特幣:觀點 | 加密貨幣能否成為破除金融包容性障礙的解決之道？_加密貨幣有哪幾種

作者簡介：邁克爾?J?凱西(MichaelJ.Casey)是CoinDesk咨詢委員會主席，也是麻省理工學院數字貨幣計劃區塊鏈研究的高級顧問。

在上周的專欄文章中，我提到了加密貨幣項目的金融包容性目標所面臨的一個核心問題：既兼顧隱私性，又做到支持“了解你的客戶”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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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我暫時不會討論Libra和其備受爭議的創始公司Facebook，但我想更深入地探討一下這一困境，因為這個問題并非該項目所獨有。隨著KYC規則逐漸滲透到該領域，所有那些試圖擴大窮人金融準入的加密貨幣初創企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束縛，那就是它們必須要求服務對象提供身份信息并對他們進行追蹤。

這一矛盾源于“反洗錢和打擊恐怖主義融資規則”(AML-CFT)下的強硬政策，這些政策在2001年911恐怖襲擊和金融危機之后在全球范圍內多次收緊。由于幾乎每家銀行都需要和美元打交道，各地的KYC規則都傾向于遵循《美國銀行保密法》(U.S.bankSecrecyAct)和美國金融犯罪執法網絡指南中規定的模式。此外，進一步的國際化壓力來自于政府間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其制定了各國相互施壓以遵守的監管標準。

觀點：就像iPhone取代諾基亞那樣，“ETH殺手”需要利用ETH的DeFi和流動性:知名比特幣和區塊鏈教育家、YouTube博主Ivan on Tech發推稱，2020年是關于互操作性的。只有當你的“ETH殺手”能夠融入當前的ETH DeFi和流動性才有意義。他提到Cosmo和Polkadot。之后，他再次發推稱，如果iPhone不能與諾基亞進行互操作并利用諾基亞的用戶群，它就永遠無法取代諾基亞。這也適用于ETH對“你最喜歡的ETH殺手”。[2020/8/17]

這一系列規則賦予執法機構實施高額罰款的權力，就像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SwordofDamocles)懸于銀行家的頭上，將他們推向規避風險的境地。銀行合規官只需提及匯豐或渣打銀行(StandardChartered)，就可以說服其上司采用嚴格的方法識別和分析客戶。

但目前還不清楚這些措施是否有效。聯合國和犯罪辦公室(UNODC)估計，每年涉及洗錢的資金仍占到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2-5%。如果沒有這些嚴格的規則，這個數字還會更高嗎？也許吧。但我們沒有反事實來衡量這一點。

犯罪分子仍然有許多機制來轉移資金并避免制裁。是的，有些人使用比特幣——這就是FATF今年對其所謂的“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引入更嚴格規則的原因——但加密貨幣的作用遠遠小于法定貨幣。正如2015年“巴拿馬文件”(PanamaPapers)所揭示的那樣，各種各樣的可疑實體繼續幫助狡詐的政客及其金融家隱瞞身份，掩蓋資金流動。

觀點：比特幣因其供應上限而成為改變世界的發明:人權基金會首席戰略官Alex Gladstein今日發推稱，比特幣之所以是一項改變世界的發明，而不僅僅是“有趣的科技”，原因在于供應上限。“稀缺性”是突破。如果一小部分人使其通貨膨脹，價值支柱就會很快消失。顯然，很少有人理解這一點。[2020/8/9]

我們所知道的是，這些規則阻礙了金融包容性。

例如，加勒比各國政府抱怨說，由于更嚴格的合規措施遏制了流向這些島嶼的投資，它們的經濟越來越遭受“去風險”的影響。

對較貧窮國家來說，后果更為嚴重，因為在這些國家，國家頒發的身份證要么不存在，要么很容易偽造。外國銀行對FATF標記為“高風險司法管轄區”的交易對手方的嚴格審查，意味著這些國家的企業和個人獲得本地銀行服務的門檻非常高。這就是為什么全世界“無銀行賬戶”人口達20億的一個關鍵原因。

當然，這對貧困產生了負面影響，而貧困反過來助長了犯罪和恐怖主義——這些正是AML-CFT打算解決的問題。

以索馬里為例，這個失敗的國家的機構經常被世界上最大的銀行列入黑名單。對索馬里僑民來說，將錢寄回家給依賴匯款的家人非常困難，同時費用高昂。這會使貧困持續下去，迫使人們進入非正式的支付體系，并助長剝奪公民權利的經濟環境，讓諸如索馬里青年黨(AlShabaab)這樣的恐怖組織得以蓬勃發展。

觀點：清晰的治理結構是企業區塊鏈進步的關鍵:7月26日消息，近日，知名法律公司DLA Piper合伙人、法律專家Mark Radcliffe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去中心化生態系統中，清晰的治理結構是企業區塊鏈擺脫不確定因素持續前進的關鍵。Mark Radcliffe認為，盡管區塊鏈是一個質疑權威的行業，但協作框架對區塊鏈通證化十分重要，人們要擺脫區塊鏈不需要治理的想法。（Cointelegraph）[2020/7/27]

這是一種反常的效應。

加密貨幣是解決之道嗎?

密碼朋克的答案是繞開政府。人們應該使用比特幣，因為它可以實現點對點(peer-to-peer)數字支付，而不需要受監管的實體來充當中介。

問題出在加密貨幣的支付渠道上，在那里，政府的監控變得越來越嚴格。FATF的新“旅行規則”規定，加密貨幣交易所不僅應該獲取有關客戶的信息，還應該獲取“客戶的客戶”的信息，從而迫使交易所進行信息共享。這表明，只有加密貨幣交易所自我托管的錢包之間進行轉賬，才不受KYC約束。一旦交易涉及到目前大多數交易所最基本的托管結構，將進行KYC報告。

觀點：加密市場的高杠桿結構是比特幣暴跌至3800美元的主要原因:3月17日消息，所有數據都表明，比特幣價格跌至3600美元到3800美元區間的最大原因是加密貨幣市場高度杠桿化的結構。有業內高管表示，加密貨幣市場支持下的“不良杠桿”使其極易陷入危機。而一些交易者認為，比特幣這一次打破過去8年間市場趨勢的短期回調應該歸咎于 BitMEX清算引擎宕機，而不是市場本身。（LongHash ）[2020/3/17]

去中心化交易所(DEX)或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此類交易所只提供價格和匹配服務，但不托管客戶的加密貨幣。最近的FinCEN指南將它們排除在美國受監管貨幣服務企業的定義之外

然而，加密貨幣倡導組織CoinCenter擔心，FATF對受監管的“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的定義，模糊地提到了“轉移”資金的實體。含糊不清會帶來不確定性，正如我們在銀行合規官身上看到的，這種不確定性對風險偏好是有害的。為了安全起見，許多律師會建議他們的DEX客戶強制執行KYC。

此外，由于芬蘭新出臺的反洗錢法，總部位于赫爾辛基的LocalBitcoins今年宣布了新的KYC規則。在沒有受到官方監控的情況下，人們更難找到交易方并就加密貨幣與法幣的交易價格達成一致。

動態 | 觀點：比特幣價格下跌的原因是投資者為了避稅:Adamant Capital聯合創始人 Tuur Demeester表示，比特幣價格下跌的原因是投資者(顯然是大型投資者)正在出售他們的比特幣，以減少即將繳納的稅款。然而，根據Tuur Demeester的理論，他們現在正在出售比特幣，打算以后再以更低的價格買入，重新使用比特幣。不過Fundstrat首席分析師Tom Lee不同意Demeester的看法，稱這聽起來不像是真的，因為機構投資者不會在流動性強的市場中故意虧錢。[2019/11/25]

無論如何，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人們來說，使用比特幣作為他們的主要賬戶和交易媒介是不現實的。Libra以一籃子法幣為支撐的穩定機制，也許可以讓它演變成一個日常支付工具，但正如我們從大衛?馬庫斯對國會的證詞中看到的，企業支持的項目將需要實施KYC。

關鍵是，窮人需要一個低門檻的進入法幣的渠道。

監測技術變本加厲

我們又回到了最初開始的地方：金融包容性的目標是以政府打擊犯罪的目標為代價的。

有人可能會說，政府應該將貨幣進行除罪化——打擊販、軍火交易等實際犯罪，但把交換價值的權利視為一項人權。不過，我們還是現實一點：這是不可能的。

那么，如何擺脫這種惡性循環呢？答案可能在于區塊鏈技術自身跟蹤假名賬戶之間轉移的能力——盡管目前還沒有應用。

一段時間以來，Elliptic和Chainanalysis等交易追蹤工具幫助執法機構追蹤壞人之間的加密貨幣支付，并為企業提供嚴格的“反洗錢”監控審計服務。

現在，CoralProtocol和CipherTrace等新公司正在使用高科技網絡分析和加密保護技術，幫助企業共享加密貨幣元數據，在不泄露客戶個人身份信息(PII)的情況下標記可疑行為。這將使企業更容易遵守FATF的旅行規則，并對風險進行更復雜、系統性的分析。

除了KYC規則之外，對于一個日益被“機器人”主導的加密貨幣經濟來說，這里還有真正的價值。

盡管如此，還是沒有辦法繞過法律。在支付渠道上，必須對顧客進行身份識別。而且，根據擁有這些復雜追蹤工具的執法機構的要求，企業必須打開黑匣子，將個人身份信息交給當局。

全新的思維方式

然而，如果政府承認，在支付渠道上，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對窮人進行正式的身份識別，那會怎樣呢?如果他們接受一個AML模型，該模型將端點視為身份不明的節點，并利用這些新的分析工具，基于行為而非身份主動管理對網絡的訪問權限，結果又會怎樣呢?

在這方面，MIT-IBM沃森人工智能實驗室與Elliptic正在合作進行的機器學習和高性能計算方面的研究可能是一種催化劑。正如實驗室研究員馬克?韋伯所描述的，該團隊使用了一種稱為“圖卷積網絡”的方法來創建增強的資金流取證，以解決“高級犯罪網絡使用的復雜的分層和混淆交易方案”所帶來的挑戰。

研究人員繪制了大量比特幣交易圖，分離出了區分非法和合法行為的模式。在即將發表的一篇論文中，他們認為自己的工作是對金融包容性目標的貢獻。

有一天，企業可能會在不使用傳統KYC的情況下，使用此類工具控制加密貨幣網絡的準入點，從而確保在都沒有提供官方ID的情況下，好人可以得到金融服務，而壞人得不到相應服務。

監管者會贊成嗎？在當前的思維模式下，似乎不會。合規性用于識別和抓獲犯罪分子，而不是作為控制金融準入本身的方法。如果說有什么不同的話，那就是監管趨勢將變成：金融機構對國家身份證的依賴性越來越大，對“高風險”窮人的態度也越來越保守。

加密貨幣合規專家胡安?拉諾斯(JuanLlanos)抱怨稱，監管機構“不愿意接受創新”。他補充道，

“只要政府身份證是標準，我們就會遇到這個問題。任何匿名的東西都是有爭議的，而且是不允許的。一點非常不幸。”

盡管如此，FATF最近一輪的審議確實向創新者伸出了橄欖枝：愿意探索“由政府或私營部門提供的數字身份”的潛力。

將“私營部門”與Libra白皮書中將“便攜式數字身份”作為一種金融包容性解決方案的簡短描述結合起來，至少可以讓人想像到，像Libra協會成員一樣的金融和科技公司正在為窮人提出一種全新的解決方案，讓他們可以不再依賴于過時的國家身份概念而可以享受到應有的金融服務。

對于將交換視為一項基本人權的強硬隱私倡導者來說，這種做法不會讓他們感到滿意。

但作為一種務實的解決方案，這或許是全球20億無銀行賬戶人口最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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