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幣:解密央行研發數字貨幣這5年_數字貨幣交易違法構成犯罪嗎怎么處理

8月2日，央行召開2019年下半年工作電視會議。會議要求，要因勢利導發展金融科技，加強跟蹤調研，積極迎接新的挑戰。加快推進我國法定數字貨幣研發步伐，跟蹤研究國內外虛擬貨幣發展趨勢。

中央銀行數字貨幣近年來已成為全球持續關注的焦點，很多國家已明確提出了研發本國數字貨幣的設想。有觀點認為，央行發行數字貨幣，將成為全球金融體系自放棄金本位以來最大的變革。

國際清算銀行總經理近日表示，全球中央銀行可能不得不早于預期發行自己的數字貨幣，BIS也支持世界各國央行努力創建數字版本的國家貨幣。據BIS于2019年1月發布的《謹慎行事——央行數字貨幣調查》報告，參與調查的央行中有70%正在參與或將要參與發行央行數字貨幣的工作或研究。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分論壇上曾表示，“目前全球對數字貨幣的研究中，中國是走在前列的。

”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

以維基解密創始人命名的AssangeDAO成立，現已募集147枚以太坊:2 月 4 日，以維基解密創始人阿桑奇命名的 AssangeDAO 成立，該組織宣稱將籌集資金，幫助阿桑奇支付法律費用，并開展活動，提高公眾對司法系統系統性故障的認識。該組織于 JuiceBox 發起捐贈籌款，9 小時內已募集 147 枚以太坊。

另外，捐贈支持 Tornado Cash 和 Aztec 匿名捐款，所有捐贈的 ETH 將獲得 1/1 Julian x Pak 聯名 NFT。[2022/2/4 9:31:38]

研發，深入推進中

自2014年起，中國央行就在時任行長周小川的倡導下，開始了對數字貨幣和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發。目前，央行經過國務院正式批準，正在組織市場機構進行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發。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兼貨幣金銀局局長王信在2019年7月8日舉辦的數字金融開放研究計劃啟動儀式上說，“在臉書發行天秤幣的時候，我們的數字金融研究平臺也成立了。我想這可能不是一個巧合，至少說明了國內外對數字金融、金融科技等方面高度重視，而且從學術研究、實際應用等方面都提出了非常迫切的課題。”

REvil要求提供7000萬美元的比特幣換取通用解密器:勒索軟件團伙REvil要求提供價值7000萬美元的比特幣，以換取為超過一百萬受感染系統提供的通用解密器。此前消息，與俄羅斯有關聯的黑客組織REvil攻擊了至少200家美國公司，并要求這些公司使用門羅幣（Monero）支付約45000美元的贖金。拜登下令對此事進行調查。（u.today）[2021/7/5 0:27:44]

王信當日5500多字的演講成為輿論焦點，并登上新浪微博熱搜榜，這與當下人們對數字貨幣，尤其是央行數字貨幣的關注熱情形成呼應。

5年多以來，幾個重要的階段勾勒出中國深入推進央行數字貨幣研究的脈絡。

公開資料顯示，2014年年初，中國央行成立了法定數字貨幣專門研究小組，以論證央行發行法定數字貨幣的可行性。

2016年1月20日，央行首次提出了對外公開發行數字貨幣的目標；同年6月15日，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成立區塊鏈研究工作組。

2017年1月29日，央行正式成立數字貨幣研究所。在成功開發法定數字貨幣原型后，該所在南京、深圳等多地布局，通過與研發機構和產業結合，以實現金融科技研究成果開發的落地。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發工作目前由央行貨幣金銀局管理。

動態 | 接受加密貨幣捐贈的維基解密創始人阿桑奇被判入獄50周:據新華網消息，接受加密貨幣捐贈的“維基揭秘”網站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5月1日在英國被判入獄50周，罪名是他7年前違反保釋條例進入厄瓜多爾駐英使館尋求庇護。據英國廣播公司報道，阿桑奇在法庭上說，自己當時“處境艱難”，選擇尋求庇護是當時他唯一能做的事。今年4月11日，倫敦宣布阿桑奇在厄瓜多爾駐倫敦大使館被捕。厄瓜多爾總統莫雷諾同一天說，厄瓜多爾已撤銷給予阿桑奇的庇護身份，因為阿桑奇一再違反“外交庇護公約的明確條款”。此前消息：Assange被捕后，政客、演員和模特等業界名流紛紛捐款，呼吁獲釋Assange，捐款一度達到3萬美元。[2019/5/2]

2019年2月21日，央行副行長范一飛在央行2019年全國貨幣金銀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加大改革創新力度，深入推進央行數字貨幣研發。

△央行副行長范一飛

5月底，在貴陽舉辦的2019中國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上，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開發的PBCTFP貿易融資的區塊鏈平臺亮相，其服務于粵港澳大灣區貿易金融，并已落地。截至博覽會舉辦時，在PBCTFP平臺上已經搭建了4個區塊鏈應用，有26家銀行參與，實現了1.7萬筆業務，超過40億元的業務額。

動態 | 價值1400萬的比特幣解密游戲已被破解:據Blockexplorer消息，價值1400萬的比特幣解密游戲或被破解，310個比特幣已被轉出。此前，匿名用戶Pip在Bitcoin Challenge網站上發布了一張隱藏有310個比特幣的圖片。在解謎過程中，除了310個BTC大獎外，參與者可以找到3個其他地址，分別含有0.1、0.2和0.31個比特幣。[2018/10/10]

有分析指出，PBCTFP是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在區塊鏈落地應用上的嘗試，它的成功運轉能夠為行業的數字貨幣基于區塊鏈的使用提供經驗，這一點顯示出了中國發展數字貨幣的謹慎。

發行，具有自身優勢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主管的《中國金融》雜志曾于2016年推出主題為“央行數字貨幣研究與探討”的封面策劃，17篇文章分別對數字貨幣的發展方向、原型構想、技術路徑選擇、法律依據以及對貨幣政策的影響等關鍵問題進行了分析和探討。

Coinbase凍結維基解密比特幣捐款賬戶:今日，WikiLeaks Shop維基解密發公告稱，coinbase在沒有事先聲明的情況下，已凍結維基解密在coinbase的賬戶。[2018/4/21]

△央行主管的《中國金融》雜志曾于2016年推出主題為“央行數字貨幣研究與探討”的封面策劃

其中，署名為中國人民銀行金融市場司巡視員兼票據交易平臺籌備組組長徐忠等三人的文章《央行數字貨幣理論探討》指出，“數字貨幣作為法定貨幣必須由央行來發行，其發行、流通和交易都應當遵循傳統貨幣與數字貨幣一體化的思路，實施同樣原則的管理，尤其要服從于中央銀行宏觀調控的需要。在中央銀行發行數字貨幣的實際操作中，不僅僅是運用區塊鏈技術，還可以借鑒吸收近年來涌現出的大數據分析體系、賬戶體系、云計算以及安全認證等領域的創新技術。此外，是采取中央銀行完全中心化發行，還是采用‘中央銀行—商業銀行’二元體系半中心化發行方式，也值得探討。”

央行副行長范一飛則在其文章中指出，從現有的一些類數字貨幣看，其背后都運行著去中心化機制，主要通過分布式記賬方法建立信任體系。但這些類數字貨幣依然存在著與歷史上私人貨幣一樣的根本性缺陷：價值不穩，公信力不強，可接受范圍有限，容易產生較大負外部性。因此，由中央銀行推動發行法定數字貨幣勢在必行。央行數字貨幣以國家信用為保證，可以最大范圍實現線上與線下同步應用，最大限度提升交易便利性和安全性。

而署名為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項目組的文章則指出，中國發行法定數字貨幣具備明顯的優勢。一是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具有后發優勢，歷史包袱小，數字化程度高；二是中國已經成為全球電子商務經濟最活躍的經濟體，終端用戶使用數字貨幣的潛在需求旺盛，應用場景豐富。因此，中國法定數字貨幣發行流通體系的建立，對于金融基礎設施建設、貨幣政策實施、金融穩定性維護、人民幣國際化戰略乃至推動經濟提質增效升級，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也是中國啟動法定數字貨幣研究最重要的動力源泉和基礎支撐。

挑戰與未來

作為新生事物，數字貨幣的發展，同樣面臨風險和挑戰。比如，在民眾普遍關心的數字貨幣安全性和隱私保護問題上，中國央行也表現出特別的重視和謹慎態度。

2018年3月，時任央行行長周小川指出，研究數字貨幣不是說讓貨幣去實現某種技術方案的應用，而是說本質上是要追求零售支付系統的方便性、快捷性和低成本，同時也必須考慮安全性和保護隱私。

在2019年7月8日的數字金融開放研究計劃啟動儀式上，王信表示，央行貨幣的數字化有助于優化央行貨幣支付功能，提高央行貨幣地位和貨幣政策有效性。央行數字貨幣可以成為一種計息資產，滿足持有者對安全資產的儲備需求，也可成為銀行存款利率的下限。此外，央行數字貨幣利率可成為新的貨幣政策工具，央行可通過調整央行數字貨幣利率影響銀行貸款利率，有助于打破零利率下限。

從比特幣誕生起直到現在，監管一直被視為數字貨幣領域的一大難題。王信指出，金融脫媒的風險加大帶來監管套利的風險。很多從事數字金融的機構并沒有完全置于金融監管下，不同監管部門及不同國家的相關監管也不同，這些都會造成監管套利，或者帶來監管空白，可能導致風險產生和擴散。

至于如何避免這類風險，范一飛曾在2018年發文指出，“大國發行央行數字貨幣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各地區經濟發展、資源稟賦和人口受教育程度差異較大，在設計和投放、流通央行數字貨幣過程中，要充分考慮系統、制度設計所面臨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可考慮采用雙層投放，來應對上述困難。”

據介紹，央行數字貨幣采用雙層投放體系，是在遵循傳統的“中央銀行—商業銀行”二元模式基礎上的進一步深化。“無論是二元模式，還是雙層投放體系的提法，范一飛副行長的思路是一脈相承的。那就是央行數字貨幣的發行須選擇對現有貨幣體系、業務架構以及基礎設施沖擊最小的方式。”時任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所長姚前在去年的一篇署名文章中寫道。

另據香港《南華早報》報道，周小川近日表示，中國可能會用一種新的方式發行央行數字貨幣。這種方法可以讓央行數字貨幣盡可能地規避波動風險。

數字金融領域的國際協調和合作，同樣值得關注。王信指出：

“在這方面，我們的業界和學界已經發揮了非常好的作用，比如說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高層次的對話等等。事實上，現在在BIS、IMF等國際金融政策平臺上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討論。在這些平臺上，我們特別需要盡快地發出中國的聲音。中國的聲音不一定完全代表政府的聲音，也應該有很多重要的市場的聲音、民間的聲音。這樣才能在國際相關政策討論、規則標準制定，乃至真正的產品和服務的競爭方面，更好地維護中國的利益，推動我們數字金融的發展。最終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更好地防范金融風險。”

來源：《環球》雜志第15期；《環球》雜志記者吳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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