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塊鏈:朱嘉明：“ 歷史不會‘熔斷’ ”_RPO

2020年3月20日，莫干山研究院攜手莫干山大學聯合舉辦線上莫干山講堂。首期討論主題為王小魯新著《回首大蕭條與羅斯福新政》，由莫干山研究院學術委員會聯席主任朱嘉明對話王小魯。

以下為朱嘉明教授發言實錄：

首先，我還是想對小魯做一個非常簡短的評價。我和小魯認識四十余年，剛才我還跟小魯談到，1989年2月底，他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讀書，我專門趕到那里驅車近千公里，從墨爾本到堪培拉，相見甚歡。

以四十年之觀察，小魯有三個基本特點：第一，小魯對中國國情有深入理解和持續的關注和研究。80年代小魯負責一個很重要的學術陣地，叫《未定稿》，對當時思想解放、理論發展和政策研究發揮了不可低估的影響。第二，小魯接受了嚴格的經濟學訓練，始終堅持作為一個經濟學人的立場和方法對待經濟問題。第三，小魯具有國際視野和深刻的歷史感。小魯這篇關于1929年大危機和羅斯福新政的文章，充分顯示了他的學術功底和對于20世紀大蕭條和羅斯福新政的一些獨特理解和分析。我非常欣賞小魯的分析框架和實證態度。

我對于1929年大危機和羅斯福新政沒有做過專門研究。所以，我很難對小魯的這篇具有學術意義的發言做出深入評論。我的發言重點只是就1929年大危機和羅斯福新政的大歷史背景和影響做一些補充。我希望這些補充可以對小魯的進一步研究和聽眾理解小魯的發言有一點價值和意義。

我的發言的主標題是“歷史不會‘熔斷’”，副標題則是“大蕭條與羅斯福新政九十年后的啟示”。在這里我使用了“熔斷”這個概念，因為進入三月份之后，美國股市多次發生“熔斷”，成為資本市場的重要“風景線”。但是，歷史從來是持續的，不可能發生“熔斷”。

我的發言涉及以下五個問題：精確化理解“大蕭條與羅斯福新政”時段；1929年到1937年影響世界的三個歷史人物；從危機到新政的博弈主體及新的社會平衡；大蕭條和新政對中國致命性的影響；結論。

經濟學家朱嘉明：區塊鏈是一個吸納知識的黑洞:金色財經報道，中南大學區塊鏈研究前沿麓山研討會于9月17日在長沙舉辦，共同研究探討區塊鏈發展以及國家主權公鏈建設中的若干關鍵問題。研討會上，著名經濟學家朱嘉明教授表示，區塊鏈就是當下科技革命的代表性產物，當下對區塊鏈的定義仍舊是不明確的。當前區塊鏈對于科學、技術和學習就是一個全方位的挑戰，“說區塊鏈是科學也好，說是技術也可以，說是組織也行，人類過往沒有創造過一個東西是這么跨界的。”鑒于區塊鏈的普及度極低，朱嘉明教授稱之為“極具彈性的框架，是一個吸納知識的黑洞”。（中宏網廣東）[2021/9/18 23:34:56]

為了讓各位對發生在90年前那場大蕭條更有場景感覺，我在這里引用熊彼特在當時所說的一句話：“人們感到腳下的大地盡在崩潰。”。熊彼特當時已經相當成熟，他的這句話不僅是對那個時刻的一種概括，而且至今還是震撼人心。

一、“大蕭條與羅斯福新政”的精確時段

理解和認知九十年前大簫條的發生和新政的歷史背景，首先需要對當時美國的真實經濟做一個簡短的回顧。1920年代的美國，經濟幾乎市場籠罩在亢奮和繁榮的氣氛之下。1920年代的美國人口是1.23億，汽車、無線電和電冰箱已經走進千家萬戶。以汽車為例，1929年的美國民眾擁有的汽車是2300萬輛，如果每6個人乘坐一輛汽車，那么可以將全體美國美國民眾載上公路。應該說，1920年代的美國，是工業化獲得全方位發展、消費主義形成、信貸經濟興起的時代，是人類第一次體會到工業化帶來豐富物質產品的時代。這就難怪，為什么在美國乃至全世界，直到危機爆發之前，沒有人能夠預見到危機可能爆發。

后人一直尋求1929年大蕭條背后的深刻原因。例如，美國在1920年代實施貨幣寬松政策是重要原因。其實，造成當時美國M2急劇增長的原因很多。如果將歷史鏡頭拉大拉遠，就會發現：當時美國的工業化過程并沒有完成，美國也沒有完成從一個半貨幣化的國家向貨幣化國家的轉型，現代信用制度尚未完備。所以，就美國內在需求分析，1920年代M2的急劇增長是必要的，有助于美國的加速投資，實現工業化，并有助于貨幣化轉型和建立現代信用制度。

經濟學家朱嘉明： 算力革命推動算力產業進入新階段和新周期:金色財經現場報道，4月24日，由珠海市橫琴新區數鏈數字金融研究院指導，印比特主辦、金色財經和易礦聯合主辦的《2021新基建區塊鏈峰會》在成都召開。會議現場，經濟學家朱嘉明進行主題演講《算力產業與數字經濟》指出，新型算力替代傳統算力是必然，形成基于區塊鏈—算力—存儲的新基礎結構。自BTC之后，所謂數字資產，主要源于算力，算力即資產。挖礦=資產，挖礦過程中形成特殊的分配機制，算力形成數字資產的基本模式，產生金融新制度，分配新制度。算力產業的未來是區塊鏈、算力、存儲將成為社會運行的基礎設施，人類及社會行為的容器。算力革命推動算力產業進入新階段和新周期。[2021/4/24 20:53:44]

現在回到大蕭條和新政的精確時段：從1929年10月24日的那個黑色的星期四開始，到羅斯福于1933年3月4日宣誓就任美國總統，屬于“大蕭條”時期；從1933年3月4日至羅斯福1937年1月20日第二次就任美國總統，屬于所謂“新政”時期。所以，從大蕭條到羅斯福新政前后是七年時間。

值得指出的是，在羅斯福新政實施之前，美國事實上已經開始了還沒有羅斯福的羅斯福新政，應該從1931年到1932年就開始了。那時的美國總統是胡佛。因此，廣義的新政和羅斯福新政是有差異的，新政和簫條是有交叉時間點的。

我為什么如此追究從大蕭條到新政的精確時段？是希望人們將大蕭條到新政時段置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更大背景下，這兩次世界大戰是理解大蕭條和新政的歷史坐標。第一次世界大戰，從1914年爆發到1919年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從1939年9月爆發到1945年5月結束。我們不難發現一個時間巧合：1929年的大蕭條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間中間點。如果將1931年日本占領中國東北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在羅斯福實行新政之前，世界地緣格局已經開始。

聲音 | 朱嘉明：區塊鏈還處于早期階段，未來將改變社會人際關系:12月22日，區塊鏈與數字資產年會2019暨中國投資協會數字資產研究中心成立大會在北京召開。數字資產研究院學術與技術委員會主席朱嘉明在演講時指出，當前的基本判斷是，區塊鏈還處于非常早期的階段，區塊鏈的基礎技術結構也處于不斷升級發展的開發過程中。朱嘉明認為，區塊鏈至少有一個很大的功能，就是改變原世界中所有參與者的社會人際關系，至少不再是零一競爭，在這個區塊鏈化的過程中，大家將變成區塊鏈網絡中的一個節點。[2019/12/22]

簡言之，我是主張在大歷史、大世界格局背景下來理解大蕭條和新政的。大蕭條和新政的討論，不可以與兩次世界大戰的背景相分離。恰恰相反，只有將兩次大戰因素納入，大蕭條和新政的復雜原因方可以有所頭緒。導致1929年美國簫條的真正核心原因，其實是美國本身的工業化速度和世界一戰后重建之間，發生了經濟資源錯配，更嚴重的是經濟資源與資源的錯配。最嚴重的是，進入1920年代的美國工業化，一方面需要世界市場，需要歐洲國家成為受益者，特別是緩和德國的全面危機；另一方面，美國逐漸與戰后新格局脫鉤，走向了孤立主義，中斷了美國走向歐洲和走向世界，全球化來分享美國工業化成果的歷史時期。這就導致了小魯所說的問題，美國急劇增加的貨幣供給，急劇增加的資本過剩，急劇增加的產能，在美國本土之內難以得以消化，最終換發了所謂“過剩性”危機和蕭條。

總之，發生于兩場戰爭中間點的簫條，僅僅通過美國自身的原因加以解釋是不夠的。1920年代美國的孤立主義是形成大蕭條的直接的，甚至是根本性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實行“馬歇爾計劃”，顯然吸取了這個歷史教訓。

二、1929年到1937年影響世界的三個歷史人物

1929年到1937年是20世紀極為重要的十年。其中包括了大蕭條和新政時期。在這十年間，有三個歷史性人物對20世紀后來的走向發生了不可替代的影響。這三個歷史性人物就是：羅斯福、希特勒和斯大林。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19世紀主導的“放任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終結，發源于美國的大蕭條，將這三為歷史人物推向世界舞臺，通過美國、德國和蘇聯三個國家，創造了三種經濟制度模式和三種社會轉型方向。

現場 | 朱嘉明：區塊鏈很可能帶來科學領域的“范式革命”:金色財經現場報道，12月6日，由海南省工業和信息化廳主辦，海南生態軟件園及火幣中國承辦的“海南自貿港數字經濟和區塊鏈國際合作論壇”在海南省海口市舉行。經濟學家、數字資產研究院學術與技術委員會主任朱嘉明表示，區塊鏈是一種“綜合科學”，區塊鏈涉及多學科和跨學科 ，例如數字、密碼學、計算機科學，區塊鏈科學基因的變異方式是，支持區塊鏈科學的自身演進，來自現存區塊鏈體系之外的科學會入“侵入”，例如：量子計算。朱嘉明還解釋到，對區塊鏈科學演變模式的“猜想”包括：同心圓外延模式、迭代升級模式、離散體模式，在區塊鏈科學與人文科學的互動中，區塊鏈對經濟學、金融貨幣學、會計學等有巨大的影響。朱嘉明認為區塊鏈科學與區塊鏈技術是一種映射關系，區塊鏈很可能帶來科學領域的“范式革命”，區塊鏈重新激活“范式”生命力，因為區塊鏈作為一種結構和體系確實具備“范式”的基本要素：信仰、方法、理論、模式、應用，軟件和硬件，以及科學共同體。[2019/12/6]

第一，羅斯福“新政”模式。羅斯福之前的胡佛總統，不是沒有意識到美國大蕭條的嚴重性和內在主要成因，只是錯過了挽救大簫條的最佳時機。當他開始行動的時候，民眾特別是產業工人失去了耐心，進而喪失了中產階級和精英的支持。但是，胡佛確實開啟了政府通過財政手段全面干預經濟的“新政”。歷史將機會給了民主黨，給了前紐約州長羅斯福機會。羅斯福最擅長的是利用了1920年代興起的有線廣播網，讓全國民眾直接聽到他的主張。那個時候美國的廣播電臺和廣播已經完全普及。羅斯福直接向資產階級，特別是壟斷資產階級宣戰，換取了產業工人、農場主和底民眾的理解與支持。順便請各位注意美國總統選舉與媒體進步休戚相關。1960年代的肯尼迪，是通過電視網當選的美國總統；2008年當選美國總統的奧巴瑪依賴的是互聯網；之后的川普靠的是推特。

現場 | 經濟學家朱嘉明：貨幣領域的理論和實踐全面進入更為多元化新時期:8月10日，《Libra：一種金融創新實驗》讀書論壇暨新書發布會在京舉辦。經濟學家朱嘉明現場指出，因為過去10年比特幣等加密貨幣的發展，因為Libra白皮書的出現，讓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時代，貨幣領域的理論和實踐全面進入更為多元化新時期。理論方面，貨幣數量理論，凱恩斯理論，兩者的結合以及新貨幣經濟學，加之數字貨幣引發的數字貨幣理論將同時并存。在現實貨幣金融活動和經濟生活中，主權貨幣和非主權貨幣并存的“雙軌制”，物理貨幣和虛擬貨幣并存的“新復本位制”，將同時并存。[2019/8/10]

第二，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也稱之為“民族社會主義”模式。在這個時期，歷史上的時間有非常多的巧合。羅斯福第一次入主白宮的時間是1933年3月；在德國，86歲興登堡把權力交給希特勒的時間是1933年1月20日。之后，德國議會授予希特勒無限權力是1933年3月。希特勒提出了“國家社會主義”，宣稱回復德國一戰之前的繁榮，讓每一個德國的勞動者獲得就業，基本社會保障，減少貧富差別，都擁有房子、汽車、冰箱，甚至獲得海外度假的機會。

第三，斯大林的“計劃經濟”模式。在列寧去世后的第三年，蘇共召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決議蘇聯從1928年至1933年實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為此，斯大林與1929年徹底廢棄了列寧制定的“新經濟政策”，實行集體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通過國家力量，在短時期內建立起對國民經濟技術改造的基礎，將蘇聯從一個農業國改變成為一個工業國。

以上三個模式的結果是大相徑庭的。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隨著第三帝國的覆滅和終結；斯大林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因為前蘇聯和東歐經濟改革，特別是中國經濟改革，已經被新的經濟模式所替代；唯有羅斯福新政的“遺產”持續影響了美國戰后的經濟制度演變。

比較美國新政和斯大林計劃經濟，最經典的案例是比較兩個水壩或者水電站：其一，前蘇聯于1929年至1933年建設和完成的第聶伯河水電站，地點在烏克蘭。在二戰中，這里發生過慘烈的戰爭。其二，美國于1931年建設，至1936年完工的胡佛水壩，地點在內華達州及亞利桑那州的西北部交界處。

后來，還有1960年代的埃及阿斯水電站，以及1990年代至21世紀初期建成的中國三峽水壩。這四個水電站具有強烈的國家和制度的象征意義。

3.從危機到新政的“博弈”主體及新的社會平衡

美國從大蕭條到新政的全過程，沒有發生劇烈的和社會沖突，更沒有流血性動亂和政權更迭的危險。但是，從大蕭條到新政過程中，并非沒有社會不同力量的“博弈”。

回過頭來看，在這個歷史特殊時期，“博弈”的主體包括：羅斯福代表的政府與國家，以及背后的民主黨。Corporation，以及基于Corporation的工業家、企業家和銀行家聯盟。產業工人及廣大藍領階層。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

其中，羅斯福的作用是至關緊要的，其“新政”的成功之處是避免了因為大蕭條導致的階級對立演變為社會動亂，以致發生制度危機和政權危機。羅斯福創造了不同社會力量“博弈”規則。例如，1933年的《銀行法》，1933年的《全國工業復興法》和《瓦格納法案》，都屬于所謂的“博弈”規則。最終，羅斯福實現了由政府、Corporation和工會三極構成的新的社會平衡。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自新政開始，一方面，Corporation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推動美國進入corporatestate的歷史進程；另一方面，美國工會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見下圖：

與上述平衡對應的是全社會的稅收資源，福利資源，企業利潤資源分配的調整。經過羅斯福新政，美國所達到的新的社會平衡有助于美國實現了工業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互動，奠定了美國戰后成為超級大國的基礎。

4.大蕭條和新政對中國的致命影響

1927年，南京民國政府取代北洋政府，中華民國進入建立現代國家和新的社會的新的歷史階段。但是，僅僅兩年之后，美國發生大蕭條，繼而世界性經濟危機，很快波及到中國，并且對中國發生致命的影響。

在方面：美國大蕭條于1930年春天傳導到日本，日本對外貿易劇減，這對于高度依賴國外市場的日本經濟打擊極大。其后果是發生全面經濟危機：企業倒閉、失業爆增、農民破產、國內物價、股票下跌。因為經濟危機激化社會矛盾，引發危機，導致法酉斯主義在日本的成型和蔓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發生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六年之后的“七七事變”開啟了為期八年的“中日戰爭”。

在經濟方面，因為中國貨幣制度是以白銀為主體的“銀兩制度”，形成了緩沖大蕭條沖擊的短期“防火墻”。但是，最終在世界危機不斷深化的大環境下，中國政府不得不在1933年“廢兩改元”，接著針對羅斯福政府1934年公布的《白銀收購法案》，為了挽救白銀外流，又于1935年廢除“銀本位“制度，實施法幣改革。

而在大蕭條席卷美國和歐洲的1929年，也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轉折年。這年秋天，不滿36周歲的毛澤東在《采桑子·重陽》詞中，發出“人生易老天難老”的感嘆，用“萬里霜”描述他當時真實的心境。到了冬天，毛澤東主持紅四軍工作，并福建召開著名的“古田會議”，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從此，中國共產黨成為擁有實現其目標的武裝力量。僅僅二十年之后，中國共產黨獲得全國政權。

5.結論

九十年之后，我對于大蕭條和新政的歷史地位有六點終結：終結了金本位制度，全方位走向信用貨幣制度，奠定了布雷頓森林會議制度的歷史性前提。自由主義時代在世界范圍內結束，美國成為了corporatestate。凱恩斯主義替代了新古典主義，成為了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主流。挽救了資本主義，推動了工業時代向后工業時代的轉型。徹底改變了地緣，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爆發提供了重要歷史條件。在全球范圍內奠定了社會保障制度的基礎。

謝謝大家。

作者2020年3月29日修訂于北京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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