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良幣驅逐劣幣：漢文帝的放鑄政策_NFT

劣幣驅逐良幣，要有一項前提才會成立：在金屬貨幣的時代，如果政府規定劣幣與良幣的購力相同，劣幣就會驅逐良幣。但如果良劣幣之間沒有固定的交換比例，政府鼓勵民間自由鑄幣，那就有可能發生相反的情況：良幣會驅逐劣幣。西漢文帝，鼓勵民間自由鑄造四銖半兩錢，就出現這種“反格雷欣法則”的現象。從考古的證據可以證實，放鑄期間鑄造的四銖錢，比國家鑄造時期的四銖錢，在含銅量與錢幣的重量上，都明顯地優越。

秦朝統一六國后，實行中央集權，看起來可以由上而下一條鞭，但也要付出相當高的監督成本。在這個短暫的朝代里，貨幣體制并未和一樣地標準化。這種混亂的貨幣制度，一直延續到西漢。西漢初期的幾位統治者，發行過好幾種貨幣，但效果并不好，主要的困擾是盜鑄與貶值：減輕錢幣的重量或降低含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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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帝登基的第五年，宣布兩項新政策：鑄造新幣，名為四銖；開放鑄幣權，民間可以自由鑄造，私人鑄幣無罪。這是中國貨幣史上唯一的放鑄時代，效果如何？意外地好，可以說是替“文景之治”，打下良好的基礎。

四銖錢

文帝的放鑄政策只維持30年，之后收回鑄幣權，禁止民間私鑄。鑄幣權回歸中央后，還繼續鑄造四銖錢，直到公元前119年為止，四銖錢的壽命總共約55年。我們從出土的錢幣質量分析報告，可以看出漢代的各種錢幣中，四銖的質量最佳。歷史學界認為，文帝的放鑄引發幣制混淆，這是不正確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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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說過，四銖錢是放鑄政策下的新錢，但國家收回鑄幣權后，還繼續鑄造四銖錢，這就方便對比“放鑄”與“禁鑄”時期，四銖錢的質量優劣。我們要提出一個論點：在自由鑄造的環境下，通過“產品”的競爭，貨幣的質量會不斷提升，導致“良幣驅逐劣幣”。

這個結果其實很符合格雷欣法則的精神：如果政府不強制規定劣幣與良幣的交換比例；如果民間對錢幣的質量，信息對稱透明的話，就有可能出現“反格雷欣法則”。大家會問：如果放鑄能讓良幣驅逐劣幣，為何古今中外的政府，大都采“禁鑄”政策？原因很簡單：在放鑄政策下，政府賺不到“鑄幣利潤”。鑄幣利潤是君主的重要財政收入，鑄幣權收歸國家因而成為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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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放鑄并不表示，民間可以鑄造任何重量、任何成色的錢幣。事實是：政府會提供“標準貨幣”的樣本讓民間遵循，重點是要讓民間賺取“鑄幣成本”與“錢幣面值”之間的鑄幣利潤。換言之，政府把原本由國家賺取的鑄幣利潤，轉讓給民間。放鑄的目的是希望：通過民間的競爭，錢幣的質量會愈來愈好，國家的幣制可以更快統一。減少政府的負擔，不必支付鑄幣成本與發行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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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鼓勵下，民間有意愿鑄造成色較佳的錢幣，這樣才比較容易把自己鑄造的錢幣賣出去。在利潤的誘導下，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下，錢幣的質量就和其他商品一樣，會愈做愈好，劣幣自然會被驅逐。但如果鑄幣權掌握在國家手中，就會在財政考慮下，降低錢幣的質量，因而掉進格雷欣法則的陷阱里。

把秦朝鑄造的十二銖錢、西漢早期的三銖錢、呂后時期的八銖錢、文景時期的四銖錢、武帝時期的四銖和五銖錢，以及東漢時期的五銖錢，放在一起比較它們的含銅量，可得到很明確的結果。以秦朝十二銖錢每克的含銅量當作基數，就可看出秦漢各種錢幣中，以文景時期的四銖錢質量最佳，其次是西漢初期的三銖錢、武帝時期的五銖錢。這個結果說明，在放鑄政策下，錢幣的質量最佳，良幣真的有可能驅逐劣幣。

接下來要問的是：單用放鑄政策，就可以保證這項結果嗎？當然不是，還需要配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稱錢衡”。1975年在湖北江陵鳳凰山的168號漢墓，出土了漢文帝前元十五年的稱錢衡。衡桿上記載與貨幣法律相關的文字，其中最重要的一句是：“敢擇輕重衡，及弗用，劾論罰。”意思是說：凡商民買賣所用的錢，都必須用“錢衡”測量實重，不可逃避，否則依條例處罰。

錢衡的目的很簡單：持有各種貨幣的人，必須在公平公開的環境下交易。如果具體落實的話，民間很快就能評斷出，哪種錢幣質量較優、接受度較高。換句話說，錢幣市場開始產生有規范的良性競爭，讓良幣更為人接受，拒收劣幣。通過錢衡的公開運作，如果持劣幣來買賣，對方會要求加錢才肯成交：“或用輕錢，百加若干。”反過來說，如果持良幣來買賣，就會要求對方添給商品：“或用重錢，平稱不受。”

格雷欣法則成立的第一項條件，就是良幣與劣幣之間有固定的交換比例，錢衡打破了這項條件。格雷欣法則的第二項條件，是買賣雙方對貨幣的質量信息不對稱。在錢衡法的要求下，雙方對貨幣的質量有透明對稱的信息。格雷欣法則的兩項條件，在錢衡法的運作下都無法成立，良幣因而得以驅逐劣幣。

綜前所述，文帝的放鑄政策，經過4個步驟才能成功。政府提供錢幣的形式和質量標準，稱為“法錢”。鼓勵民間自由鑄造，但質量不得低于法錢。提供錢衡，作為判別良劣幣的標準與仲裁工具。民間為了賺取鑄幣利潤，就會競相提高貨幣質量，良幣逐漸占上風，劣幣被逐出錢幣市場。

這套史上唯一的放鑄政策，在景帝時結束了，前后歷時30年，之后鑄幣權回歸政府。景帝繼續鑄造四銖錢，但質量起伏不定。公元前140年時，把四銖改為三銖，公元前136年時改回四銖，公元前119年又改回三銖，公元前118年鑄新的五銖錢。到了公元前113年，武帝禁止地方政府鑄幣，完全收歸中央。

上述的27年間，幣制改革了好幾次，質量逐漸下降。以五銖錢為例，武帝時期的五銖錢，從3.35克降為3.26克，再減為3.07克。到了東漢，五銖錢只剩2.86克。長期而言，文帝之后的錢幣質量持續下降，主因是國家財政困難，必須盡可能賺取鑄幣利潤。

漢文帝的放鑄，在古今中外的貨幣史上，都是少見的例外。從這個史例，我們可以得出兩項基本學理：在自由鑄造的政策下，政府不必規定良幣與劣幣的交換比例；當民間對貨幣的質量信息對稱時，格雷欣法則就有可能不成立，良幣確實有可能驅逐劣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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