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塊鏈:西方早期貨幣數量說的形成和發展，其基本含義是什么？_Feast Finance

引言

早期貨幣數量說的基本含義是：在其他條件不變時，一國物價水平的高低和貨幣價值的大小是由該國的貨幣數量決定的，物價水平的高低與貨幣數量的多少成正比，貨幣價值則與貨幣數量成反比。

這種簡單的貨幣數量說最初萌芽于16世紀后半葉，而它的完整體系則形成于18世紀。這一時期是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從初創到完成的時期，關于貨幣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由貨幣的現象形態所涉及的范圍內，即只回答“貨幣是什么”以及“貨幣值多少”的問題。重商主義作為對資本主義經濟的最初的理論探討，是以商業資本的運動作為其考察對象的。

因而，無論是早期的還是晚期的重商主義者，都把攫取金銀當作經濟活動的唯一目的，都把貨幣看作是財富的唯一形態，從而都把擴大外貿順差看作聚斂一國財富的唯一途徑，只不過在如何擴大順差、賺取貨幣的問題上各執一端罷了。早期重商主義者以守財奴的眼光看待貨幣，力圖采取行政手段，禁止貨幣輸出，以多賣少買或只賣不買的方式，擴大貿易順差和金銀輸入，從而在國內把金銀以貯藏貨幣的形式積累起來，達到積累財富的目的。

安聯首席經濟顧問：西方國家應加強與加密企業的合作:金色財經報道，安聯首席經濟顧問Mohamed El-Erian呼吁西方政府和加密企業之間加強合作，以更好地利用正在進行的加密貨幣革命的好處。在周四發表在《金融時報》上的一篇文章中，相對于美國和歐洲對新技術的分散的處理，該經濟學家強調了中國處理加密和區塊鏈的統一方法。作為文章的一部分，El-Erian呼吁西方政府對加密貨幣采取不那么輕蔑的立場，并更加開放地擁抱來自加密貨幣領域的創新，尤其是在金融領域。El-Erian將美國和歐洲政策制定者之間的辯論描述為思想狹隘，尤其是在涉及加密貨幣的更大問題的背景下。他認為，西方未能跟上北京加速發展其數字經濟的步伐，可能會對全球金融和地緣領域產生重大影響。這位著名經濟學家警告說，在新興的數字經濟中，美國和歐洲可能落后于中國和亞洲。分散的州和聯邦法規的結合被認為可能會迫使數字創新離開美國。[2021/7/30 1:23:45]

DeFi Alliance 成立中國分會，為彌合中西方社區鴻溝:據官方消息，DeFi Alliance 宣布成立中國分會，由 Mable Jiang （Multicoin）、Dong Xinshu （IOSG）、Rickly Li （Altonomy）和 Qiao Wang （DeFi Alliance）領導，成員包括 FBG Capital 創始人 Vincent Zhou、OKEx CEO Jay Hao、Parity 亞洲地區負責人 Jia Yaoqi、Kronos Research/Woo Trade COO Ran Yi、MCDEX 創始人 Jean Miao 和 GBV Capital 創始人 Leslie Tam、D1 Ventures 合伙人 Cassandra Shi、Continue Capital 合伙人 Xiahong Lin 和 Haskey Capital 董事總經理 Deng Chao。DeFi Alliance 中國分會的目標是彌合亞洲創始人與西方社區之間的鴻溝，并為 DeFI Alliance 的三大支持支柱（包括機構流動性、監管支持和招聘）提供中國本土信息，幫助西方項目創始人了解中國社區狀況。[2021/4/16 20:25:18]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是作為重商主義的對立面而產生的，它區別于重商主義的最根本標志就是：把理論的考察從流通領域轉移到生產領域，開始尋求經濟活動的內在聯系，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作了初步的分析。這一標志在貨幣理論上的表現是：由于把生產而不是流通看作財富的唯一源泉，因而不僅建立了勞動價值論，而且意識到貨幣的價值量也是由勞動量決定的。但是，由于純粹出于與重商主義的“財富觀點”的針鋒相對，古典經濟學家有一種片面強調貨幣作為交換媒介的作用的傾向。

習近平：我國同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區塊鏈核心算法方面還有差距:1月27日，網信江蘇發布《習近平自述：“我”的互聯網思維》，文章稱近日《習近平關于網絡強國論述摘編》一書在全國發行。文章引述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突破核心技術。我多次講，核心技術是我們最大的命門，核心技術受制于人是我們最大的隱患。目前，我國同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區塊鏈核心算法方面還有差距，國產化高性能區塊鏈系統建設尚未取得有效進展，被“卡脖子”的風險依然存在。要推動協同攻關，加快推進核心技術突破，為區塊鏈應用發展提供安全可控的技術支撐。要加強區塊鏈標準化研究，推進基礎術語和架構、安全和隱私保護、互操作以及治理等方面的規范化、標準化，提升國際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2021/1/27 21:47:51]

由于這種傾向，在古典經濟學家那里，盡管貨幣的本質得到初步揭示，但貨幣是與整個經濟活動相分離的，頂多不過是一種便利交換的技術工具。因而，在古典經濟學理論中，貨幣研究被置于無足輕重的位置，并常常囿于對貨幣現象的解釋而陷于混亂的狀態。貨幣數量說與勞動價值論的并存便是這種混亂狀態的典型例子。貨幣數量說作為一種解釋貨幣量與物價之間關系的學說，在早期重商主義時期便已萌芽。

聲音 | 開發者：東西方BCH社區就IFP計劃態度截然相反，西方存巨大爭議:Bitcoin ABC開發者Amaury Séchet在第二屆BCH 2020開發者大會上表示：“IFP的出現是由于中國社區的一再要求，已經持續了兩年多……他們希望有一個基礎設施協議，這在中國不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想法，但在西方卻截然不同。”他還稱：“所以我們和一些礦工談了談，提出了一個計劃，現在就由礦工來決定是否激活……就目前的情況來看，他們并沒有投票支持這個計劃，因為這在西方是有爭議的。”（Bitcoin.com）[2020/2/22]

一般認為，法國重商主義者鮑丁是貨幣數量說的首倡者。他將16世紀后半葉法國的物價上漲歸因于南美洲金銀的大量涌入，由此得出貨幣價值與貨幣數量反向變動的結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重商主義者首創的貨幣數量說，成了早期古典經濟學反對重商主義的武器，正是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初創者大衛·休謨，成了18世紀貨幣數量說的集大成者。

聲音 | Libra項目負責人：Libra是一種可以讓西方國家保持影響力的發展工具:Libra創始人David Marcus近期在瑞士公共廣播電臺接受采訪時表示，與法國針對Libra的說法相反，Libra“不會威脅到各國的主權和實施貨幣政策的能力”。而是“一個旨在與各國、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合作的項目——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這么早宣布這個項目的原因，以便我們得到必要的反饋，以正確的方式創建這個網絡。” Marcus最讓人大跌眼鏡的言論可能是這句：“這（Libra）可以成為一種發展工具，使西方國家的‘自由世界’能夠保持其影響力，在我看來，這對于保持世界良好平衡是必需的。”這一言論，與此前名為“Libra是暗中進行的帝國主義（Libra is imperialism by stealth）”似有“易曲同工”之處。（金融時報）[2019/9/20]

休謨在前人倡導的貨幣數量說的基礎上，第一個建立了貨幣數量說的完整體系，從而促進了貨幣數量說的傳播。他針對重商主義者關于貨幣是財富的唯一形態的觀念，指出貨幣不過是便利商品交換的工具，一切商品的價格均由商品交易量與貨幣量的比例來決定：商品交易量的增減引起價格的反向變動，貨幣量的增減引起價格的正向變動。因而他和其他貨幣數量論者一樣，自然認為貨幣在進入流通之前是沒有價值的，其價值是在進入流通后才被決定的。這種觀點當然是與勞動價值學說格格不入的。

在休謨以后，亞當·斯密是反對貨幣數量說的。由于較為集中地探討了貨幣的起源，他認定貨幣是具有實在價值的商品，是帶著既定的價值進入流通的。然而，出于對重商主義的強烈反對，斯密又極為強調貨幣的流通手段職能，其次是價值尺度職能，卻幾乎完全忽視了貨幣的貯藏手段職能。斯密在貨幣研究上的這種明顯傾向被后人片面繼承，成為貨幣數量說日后盛行的潛在原因之一。

大衛·李嘉圖作為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完成者，在探討勞動價值論上取得了光輝的成就，同時，在前人基礎上，對貨幣數量說也作了更為明確的表述，從而使貨幣數量說與勞動價值論的并存所引起的混亂在他的貨幣理論中達到了頂點。一方面，他繼承斯密的觀點，認為貨幣的價值取決于它所包含的勞動量，流通中的貨幣量決定于貨幣的價值。

另一方面，面對1797年英格蘭銀行停止兌現銀行券，致使物價上漲、幣值跌落的現象，他又沿用貨幣數量論加以解釋，得出貨幣價值決定于貨幣發行量的結論。這種貨幣價值的二重決定論，及與此關聯的商品價格的二重決定論，實際上成為日后西方經濟理論分析中所謂“二分法”的基礎。至此為止，可以說貨幣數量說仍局限在著重分析貨幣供給量與物價水平之間的變動關系的范圍內。

19世紀上半期，英國“金塊論爭”與“通貨論爭”的實質都涉及到，貨幣數量與真實經濟活動，何者為物價水平的決定因素的問題；與此相關的是，應不應該進而能不能夠限制貨幣發行量的問題。爭論結果均以貨幣數量論者的勝利而告終。于是從19世紀后半期至20世紀初，貨幣數量說在英美及歐洲大陸占據了普遍優勢，并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表述形式的公式化成為這種新發展的顯著特征，通過形形色色的表述，貨幣數量論從單純的貨幣供給與物價水平之間數量關系的分析，發展到按貨幣的供求來論證貨幣購買力，從而使貨幣數量說的理論分析較為復雜化了。

現金交易說是因費雪在其1911年出版的《貨幣的購買力》一書中所建立的“交易方程式”而得名的。由費雪的交易方程式可知：他所考察的貨幣的范圍說明他只看到貨幣的流通手段職能而忽略其他；他所謂的貨幣數量為一定期間用于流通的貨幣量，即貨幣的流量；他論證貨幣數量說的基本條件是v即貨幣流通速度不變。也就是說，費雪是從一定時期內連續不斷的流通過程來解釋貨幣數量說的。

現金余額說是以彌補現金交易說的缺陷的面目，由馬歇爾提出來的。它認為，交易方程式所描述的一定時期內貨幣流通量與其流通速度之積等于它所完成的商品交易總額，實為不言自明之理，而要說明支配貨幣流通速度的原因，就必須考察社會上的現金余額，即人們手中欲以作為購買力而保存的貨幣數量或貨幣需求量。也就是說，人們的貨幣需求是貨幣流通速度的支配因素，當貨幣供給不變時，貨幣需求越大，則貨幣流通速度越小，貨幣需求越小，則貨幣流通速度越大。

在現金余額說中，馬歇爾提出的基本觀點是：第一，通貨僅為達到購買目的的手段；第二，供給就是現存通貨量，即現金余額；第三，在其他條件不變時，貨幣的價值與現存的通貨量成反比，與現金余額成正比。現金余額說所要說明的實質性關系就是貨幣的需求與供給是如何決定貨幣價值或物價水平的。這種分析從現金余額即貨幣需求立論，強調了經濟主體的意志和貨幣供求的相互作用，同以往貨幣數量說都從貨幣供應量方面立論相比，顯然是一大進步，比之現金交易說對貨幣需求的分析也要明確得多。

這種分析方法對當代西方貨幣理論影響極大，以致從凱恩斯到戰后西方流行的主要貨幣分析方法無不可溯源于此。至此，早期貨幣數量說形成了它自己的完整理論體系。它認為，真實經濟活動可以自動實現充分就業均衡，貨幣數量只是與一般物價水平發生關系；由此，假定貨幣流通速度不，則一般物價水平與貨幣供應量成正比。

結語

從貨幣差額論到貿易差額論的演變可知，雖然早期的和晚期的重商主義者都把貨幣看作財富的唯一形態，即都把貨幣看作是具有實際價值的商品，都特別強調貨幣的儲藏手段職能，但是，晚期重商主義者已經開始用資本家的眼光而不只是守財奴的眼光看待貨幣，開始不自覺地把貨幣看作是建立并擴大貿易的手段，模糊地意識到貨幣在財富增長中所發揮的媒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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