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貨幣:經濟史回顧：1997年亞洲貨幣貶值的具體情況及對人民幣的影響_BERN

市場對人民幣需求超過對外幣需求

從官方外匯儲備變動的情況來看，1997年1—10月份中國外匯儲備增加了370億美元，表明央行在每一個工作日平均購進外匯約2億美元。雖然中國的外匯市場仍只做簡單的即期外匯買賣，并且主要為經常賬戶項目上的一些交易，市場交易規模顯得狹小，對企業和投資者在本幣與外幣資產組合上的選擇還存在著各種官方限制，但從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行為可以看出，典型的市場參與者對本幣的需求超過了對外幣的需求，使得人民幣變得更為堅挺。

結論來自科學的計量實證模型

為了步出這種有可能產生誤導的簡單經驗性判斷，我們基于國際金融學說和開放條件下的宏觀經濟理論，建立了一個關于確定人民幣均衡匯率的計量實證模型。在這個模型中，人民幣的實質匯率是一多維隨機函數。自變量包括政府投資、國內經濟生產率、實際匯率、貿易條件和經濟開放度等。

瑞穗銀行：美國經濟刺激支票約10%或被用于購買比特幣和股票:瑞穗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美國經濟刺激支票約10%可能會被用來購買比特幣和股票，相當于總計大約400億美元。分析師Dan Dolev表示，將近五分之二的受訪者預計會使用部分資金進行投資。相比于股票，受訪者更偏好比特幣，比特幣將占總支出增量的60%，這可能令其市值增加2%-3%。（金十）[2021/3/15 18:46:24]

運用動態普通最小二乘法來估計這一均衡模型。我們發現政府投資、生產率和實際利率三個變量具有顯著的長期協整關系：除了實際利率，每一個變量都在1％或更高的水平上呈統計顯著。統計檢驗也表明模型行為良好。

為了評價該模型相對于其他匯率預測模型的預測能力，我們比較了該模型和其他三種模型預測值的均方差。這三種模型分別是：簡單隨機走動、漂移的隨機走動和簡單購買力平價模型。除了在三年的水平上，隨機走動模型優于該均衡模型這一例外，預測均方誤差表明在所有其他水平上，我們的均衡模型都優于其他模型。

IMF亞太部副主任肯尼思·姜：中國經濟有望持續復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亞太部副主任肯尼思·姜表示，中國正逐漸復產復工，經濟有望在二季度反彈。隨著新冠疫情管控措施放松和政策支持力度加強，下半年中國經濟將持續復蘇。肯尼思·姜表示，一季度中國經濟活動受到疫情嚴重影響，新冠病在全球蔓延則導致外部需求劇烈下滑，這使得今年中國經濟增速將放緩。不過，企業普遍復產復工讓人看到了二季度中國經濟反彈的希望。（新華網）[2020/4/20]

三年后人民幣與美元比價可能達到7.8∶1

網上列出了人民幣與美元匯率的年均預測值。三個結果格外令人注目。其一，人民幣在1997年被低估近4％，在1998年以后仍然可能被低估；其二，在1998年，如果讓實際匯率從現在的8.3升值到8.2，并穩定在此水平上，那么它與均衡匯率的偏差為各年中最小，僅2.2％。其三，若其他條件不變，人民幣可能在2001年至2002年間趨升到目前港幣與美元的固定平價水平。

聲音 | 外媒：若美總統候選者Bernie Sanders的經濟政策得以實施 大眾可能會轉向比特幣:近日，2020年美國總統候選者Bernie Sanders的高級經濟顧問、美國經濟學家Stephanie Kelton發布了一條推文，似乎對美元發起了攻擊。推文稱：“如果央行最終印更多的錢，整個經濟將陷入惡性通脹，美元將大幅貶值。就像委內瑞拉一樣，該國公民也有可能指望比特幣作為一種價值儲存手段。”對此，Bitcoin Exchange Guide發文評論稱，如果Bernie Sanders的經濟計劃得以實施，比特幣的投資者數量可能很快就會大幅飆升。據悉，2019年2月19日，Bernie Sanders宣布2020年將競選美國總統。[2019/4/29]

如果政府硬性貶值人民幣，會引起國內與外部經濟失衡。把近期對外生變量走勢的判斷與該模型的預測結果綜合考慮，可得出這樣的結論：只要政策當局不干預匯市，人民幣極有可能小幅升值。如果央行非要人為地將人民幣壓低，即采取行政性官方手段實行貶值，那么人民幣“官方匯率”將會更加偏高于其長期均衡水平，會導致資源分配不當，引致國內與外部經濟失衡。

俄羅斯國家杜馬委員會支持數字經濟法案:據cointelegraph消息，據當地新聞媒體消息報5月16日報道，俄羅斯國家杜馬立法工作委員會將支持一項倡議，該倡議將把數字經濟的基本準則添加到俄羅斯聯邦民法中。這是俄羅斯監管加密貨幣的最新舉措。

俄羅斯聯邦政黨和立法工作委員會主席Pavel Krasheninnikov接受采訪時表示，該舉措旨在將與數字貨幣相關的風險最小化，如恐怖主義非法集資，欺詐等方面。

這項計劃將于下周進行審議，并不意味著數字貨幣現在將成為合法的支付手段。相反，由中央銀行、財政部和經濟發展部制定的另一項法律將為數字貨幣設定條件，即數字貨幣可以作為支付手段，但是數量要受到控制。[2018/5/17]

亞洲貨幣貶值會不會影響中國出口競爭力？

匯率只是影響國際貿易的諸多變量之一，到1997年為止，除了人民幣和港幣外，亞洲其他主要貨幣都紛紛貶值，其中貶幅最大的泰銖貶值40％以上，貶幅最小的印度盧比也下降了近8％。這些貨幣的大幅貶值顯然會對中國出口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帶來一些影響。

英國倫敦市政部長：數字貨幣不會對英國經濟構成風險:近期，英國倫敦市政部長John Glen發言稱數字貨幣不會對英國經濟構成風險，對該行業的任何監管都將“相稱”。在周四英國財政部舉辦的國際金融科技會議期間，John Glen告訴記者他們正在搞清楚數字貨幣到底是什么、監管程度該多大。而更重要的在于是否啟用監管，這取決于他們對機會與風險的衡量。他們相信適當的監管能幫助在倫敦建立一個繁榮穩定的數字貨幣交易市場。最后，他還認為數字貨幣在英國現在的發展狀況不會嚴重威脅英國經濟的發展。[2018/3/23]

然而，匯率畢竟只是影響國際貿易的諸多變量之一。如果匯率對出口增長起決定作用的話，至少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產品等同。也就是說，各競爭國的產品區別甚微，以至于它們在世界市場上成為完全可替代品。相同要素含量。也就是說，不同國家的出口產品包含等量的資本、勞力與技術密集程度。

亞洲各國經濟迥然相異，因此其貨幣匯率的變動不可能對貿易形態產生關鍵性影響

與北美和西歐不同，亞洲包括了許多自然稟賦、地理環境、人口規模與經濟發展程度迥然相異的經濟。這意味著亞洲貨幣匯率的運動不可能對貿易形態產生關鍵性的影響。例如，韓元與臺幣的貶值并不見得會削弱中國內地的出口競爭力，因為韓國與中國臺灣地區的出口，比如韓國的小汽車、臺灣地區的電腦微芯片一般來說有較高的資本與技術含量。基于同樣原因，中國香港地區和新加坡因擁有在高附加值服務類的出口優勢，其匯率走向也不大可能對中國內地出口有直接影響。

東盟四國貨幣貶值對中國出口的影響也十分有限

東盟四國——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與印度尼西亞，具有較多與中國類似的比較優勢，因此其貨幣貶值對中國出口有更大潛在影響。然而進一步仔細分析表明，東盟四國的貨幣貶值對中國出口的影響，實際上也十分有限。

第一，與東盟四國相比，中國的出口結構更加多樣化。如表4所示，在中國的總出口中，制成品占85％，初級產品只占15％。其中制成品中，除紡織、衣鞋類外，機器設備等重工產品也占相當比例。在東盟四國出口中，初級產品通常占30％以上，比如印尼的石油、馬來西亞的橡膠、泰國的大米等都是特大宗出口品。即使在工業制成品上，東盟各國也通常集中在某幾種產品上，如泰國的小汽車、馬來西亞的電子產品等。

第二，在對中國至關緊要的紡織品貿易上，非關稅性貿易障礙起了主導作用，而價格上的競爭已退居附屬地位。主要進口國如美國、歐盟、日本等都對紡織品實行嚴格“進口配額”管理。如果奉行的是完全的自由貿易，中國有能力全部控制世界紡織品出口市場，但是，中國像其他紡織品出口國一樣受到配額的限制。世界貿易組織希望通過多邊談判爭取在2000年以后逐步取消成員國目前實行的配額限制。這個目標實現以后，中國將得到巨惠。在目前的環境下，不管東盟各國貨幣貶值多么嚴重，它們的紡織品出口也仍受其各自配額限制，因而無法從中國奪走市場份額。

第三，貨幣貶值對東盟四國是一柄雙刃劍，可以兩面砍。東盟四國還沒有形成綜合配套、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其工業制成品中進口含量偏高，既包括進口機器生產設備的租賃服務流量，又包括進口原材料、零部件和其他中間產品。高進口含量對外資與合資企業是如此，對本地企業也是如此。這與中國情形有所不同。中國的出口部門雖然也引進國外設備、進口中間品進行來料加工、裝配等，但平均進口含量在工業制成品出口總值中的比例低于東盟四國。因此，東盟四國匯率的急劇上升也相應增加了進口成本，其制成品的出口并不能形成明顯的價格優勢。

第四，中國與東盟四國都出口勞動密集型的制成品。因此，勞工成本對出口競爭力影響極大。我們的估算表明，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在制造行業的勞工成本上存在巨大差異。我們使用廣義的概念來估計勞工成本，既包括工資，又包括各種社會福利性成本。

我們先如此估計以本地貨幣表示的勞工費用，再按1997年6月的平均匯率值換算成美元。如表5所示，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以前，東亞四小龍的以美元計的勞工成本都在中國內地的勞工成本10倍以上。馬來西亞與泰國的勞工成本是中國內地的3倍多，菲律賓是2倍多，而印尼是1.5倍，統統高于中國。

那么明年的情形如何呢？貨幣貶值是否會抹去中國內地與其他國家在勞工成本上的差別？除了人民幣與港幣外，我們預測其余貨幣在1998年還會在現在水平上進一步貶值。根據工資正常增幅與1998年的預期匯率估算，中國內地與東亞其他國家在勞工成本上的差異將有所縮小，但不會完全消失。比如，泰國的勞工成本不再是3倍以上，而是下降到2倍以下，菲律賓的勞工成本將由原來的2倍下降到1.6倍，而印尼的勞工成本水平將與中國內地大致相當，略高一點。

這個分析表明，即使在亞洲貨幣大幅貶值后，以美元計算的中國內地勞工成本仍然相對低廉。所以，亞洲匯率變動并不改變中國內地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的比較優勢。

第五，東南亞和韓國的企業，包括其出口部門的企業，都為沉重的短期外債所拖累。貨幣大幅貶值，更加劇了債務負擔，使企業現金流量劇減，資金周轉困難，難以維持正常生產運營，更難擴大生產規模以爭奪出口市場。貨幣貶值其實削弱了這些企業的競爭力，因此，并不見得會威脅中國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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