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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是文物大省，河北的珍貴文物也并不局限于省內所藏。

今天，河北以外的許多著名博物館、圖書館，也收藏著數量眾多或出自河北、或和河北密切相關的珍貴文物。

書法界公認的“隋代第一碑”出自河北，“天下第二行書”的誕生和河北息息相關，古代絲織技藝的巔峰自河北肇始，中國古代官窯白瓷首先在河北燒制成功并走上興盛……

一件件被收藏在省外的奇珍重寶，同樣展示著燕趙大地的人文風華。

翰墨風流

位于正定隆興寺的《龍藏寺碑》原碑文。河北日報記者王思達攝

書法，中國文化中表現文字美感的一種獨特藝術形式。

從“隋代碑帖第一”到“天下第二行書”，從書史專論第一人崔瑗到“唐宋八大家”之一蘇東坡，許多經典名篇和書法大家都曾和燕趙大地結緣。

隋代第一碑：

承上啟下的“獨木橋”

上海市徐匯區淮海中路，上海圖書館。

作為首批國家重點古籍保護單位，這里保存著超過25萬件碑帖拓片。在這些浩如煙海的碑帖拓片中，能稱為善本者有3000多件，能夠達到國家一、二級文物標準的，則只有300余件。

其中，名氣最大的當屬國寶級善本——明中期《龍藏寺碑》諸星杓拓本。

該拓本究竟有何獨特之處，能在諸多國家級文物中非同一般、最受關注？

上海圖書館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除裝訂精美、保存完好、年代久遠等因素外，《龍藏寺碑》拓本之所以如此珍貴，是因其本身在中國書法發展史上無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而這一拓本的出處，已歷經1400多載風雨的龍藏寺碑，就佇立在河北正定隆興寺內。

2021年4月28日，正定隆興寺。

暮春時節，風吹過古樹沙沙作響。大悲閣旁的千年古槐下，一方不起眼的石碑靜靜豎立在柵欄后的碑亭里。

隔著柵欄仔細打量，雖然許多字跡已經有些模糊，但仍能看出，其字體結構樸拙、方正有致，雖為楷書，但仍留有隸意。

龍藏寺碑，全稱“恒州刺史鄂國公為國勸造龍藏寺碑”，立碑時間為隋開皇六年，與龍藏寺同年興建。碑通高3.15米、寬0.9米、厚0.29米。碑文楷書30行，行50字，凡1500余字。

“承上啟下，震古爍今。”談到龍藏寺碑，正定籍書法家趙志強脫口而出。對龍藏寺碑這樣的高度評價，并不是趙志強的個人看法，而是古今中外大部分書法研究者的共識。

龍藏寺碑，為何如此重要呢？

“在幾千年的文化發展史中，中國書法種類曾經有幾十種之多。經大浪淘沙，至今被公認的有五種書體——篆書、隸書、草書、楷書、行書。”趙志強介紹，“從書法發展角度來看，隸書的重要性尤為關鍵。它在漢代發展成熟并達到頂峰，之后開始發生裂變：一支從隸書產生了草隸；而另一支，則從隸書發展成為帶隸書筆法的鐘繇楷書，再發展成為唐代的顏柳楷書。”

近代金石學大家康有為甚至將龍藏寺碑比喻為連接魏晉南北朝書法和唐代書法的一根“獨木橋”——它上承隸書，并凝聚多種碑文的優點，下開唐代書法楷則。既無北魏的寒儉之風，又非唐碑的全失隸意，字體結構樸拙，用筆忱摯，給人以古拙幽深之感。

因此，有人說它為唐代的天下第一楷書《九成宮醴泉銘碑》和虞世南的《孔子廟堂碑》開了先河，也有人說此碑為褚遂良、薛稷書法風格做了鋪墊。

康有為將此碑與唐碑的關系總結為：“蓋天將開唐室文明之治，幫其風氣漸歸于正，歐陽公謂有虞、褚之體，此實通達時變之言，非止書法小道已也。”可見，初唐書法諸家大多從此萌芽。

省書協原主席、著名書法家旭宇在《重讀隋龍藏寺碑》一文中評此碑書法，“瘦勁寬博，方整有致，具有古樸秀雅之美，靜穆幽深之境。此碑用筆方圓結合，刻工驚喜，即如發絲粟米，猶見鮮活清晰，可謂書刻雙絕。”

人們不禁要問，這樣一塊極具文化內涵的碑石，為什么會出現在河北正定？

隋朝初年，隨著統一大業的基本完成，河北地區的社會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有“燕南趙北，實為天府”之稱。史料記載，仁壽四年全國戶口數達890萬，而冀州一地便占100萬。河北在當時的富庶、繁榮程度可見一斑。

位于河北省中部的正定，西扼井陘口，南臨滹沱河，地理位置險要，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中國咽喉通九省，神京鎖鑰控三關。地當河朔稱雄鎮，虎踞龍盤燕趙間。”古人曾這樣描繪正定古鎮的地理位置。

雨后正定古城。正定文物資源豐富，在中國書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龍藏寺碑》《祭侄文稿》都和正定息息相關。新華社記者駱學峰攝

早在公元398年，北魏皇帝拓跋珪，北望滹沱河北岸的一處軍事堡壘“安樂壘”，因其在河之陽可避開水患，便將郡城遷到此，從而開啟了正定城的歷史。

到隋代，真定被設立為恒州常山郡治，重要性進一步加強。

因正定地處要沖，兵家相互爭奪，戰事連連，人民苦不堪言，求神庇佑、渴望和平的思想普遍而強烈。在統治階層對佛教的積極倡導下，正定佛教得到迅速傳播、發展。如今正定聞名遐邇的“八大寺”，有3座建于唐代以前，其中就包括建于隋代的龍藏寺。

和龍藏寺同年而立的龍藏寺碑因此應運而生。

“中國書法的發展、演變深受其所處時代之經濟社會影響，因此，龍藏寺碑在正定的出現并不偶然。”書法家趙生泉認為，“隋朝實現統一后，南北朝時期不同的書法文化開始碰撞、融合。在此過程中，章法嚴密整齊又自然天成的龍藏寺碑，就這樣出現在了當時地處南北要沖的正定。該碑文既有北朝碑學的遒勁，又有南朝帖學的圓融，體現了書法文化大融合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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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顏真卿《祭侄文稿》。河北日報資料片

天下第二行書：

盛衰興亡的淋漓寫照

龍藏寺碑誕生僅100多年后，另一件享譽中國書法史、并且同樣和正定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作品出現了。

在臺北“故宮博物院”保存的近70萬件各類珍貴文物中，有一件橫59.6厘米、縱29.2厘米，僅相當于兩張A4紙大小的書法作品，卻被公認為當然的鎮院之寶。

它就是有著“天下第二行書”之稱的顏真卿《祭侄文稿》。

在中國書法發展史上，顏真卿被認為是王羲之后聲望最大的書法家。千年以來，顏真卿的書法影響了無數中國人。蘇軾曾說，“詩至于杜子美，書至于顏魯公。”

在顏真卿的眾多書法作品中，《祭侄文稿》是為歷代書法家所公認、僅次于王羲之《蘭亭集序》的“天下第二行書”，可見其重要。

《祭侄文稿》為何如此受推崇？它和正定又有著怎樣的聯系？

2021年6月15日，石家莊正定開元寺南側。

晚8時，開元寺南廣場遺址華燈初上。溫馨柔和的燈光照進遺址內，清楚地展示著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7個歷史時期的連續文化層疊壓。

2015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對開元寺南廣場遺址開展了考古勘察工作，這是河北歷史上第一次城市考古項目。5年多來，考古發掘出土了2000余件珍貴文物，明確了遺址內存在的開元寺寺廟建筑系統，晚唐五代時期城墻防御系統，北宋、金、元、明、清時期民居、街道系統等三大系統。

一幅延續千年的古城居民市井生活圖卷，一座承載著軍事、商貿使命的“九省通衢”，日漸清晰地露出真顏。

唐代以來，正定一直是河北中部的重要區域中心城市。初唐時期，正定許多居民以蔬菜種植和販賣為生，正定南門外出現了繁榮的交易市場，正定生產的絲羅制品是入選進宮的皇家貢品。

唐代開元年間，邊塞詩人高適到達正定時，此處已升格為邊關雄鎮。從高適筆下的“城邑推雄鎮，山川列簡圖”，不難想象出當時正定的城市規模。

唐朝后期，正定作為成德軍節度使駐地，更成為河北中部地區的軍事、、經濟、文化中心。

如今聞名海內外的正定“四塔”，有3座始建于唐代，正定“八大寺”則有4座建于唐代，也從側面說明了唐代正定的重要地位。

“事實上，不只是正定，整個河北在唐代的版圖中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孫繼民認為，“當時，河北地區稱為河北道，這里水利灌溉系統十分發達，土地肥沃，曾廣開稻田，幽州、薊州、平州、檀州、媯州還存有大量軍屯。”

史料記載，唐朝前葉，永濟渠河北段商旅往來十分頻繁，沿岸城市商旅云集，江淮貨物充斥于市。

唐玄宗天寶十年，李華的《安陽縣令廳壁記》中還記載著“以河北貢篚征稅，半乎九州。”意思是說，河北地區征收上來的賦稅，占了全國近一半。

《祭侄文稿》的出現，便和唐代河北地區的繁榮富庶有關。

唐天寶十四年，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在范陽起兵反唐，“安史之亂”爆發。

有史學家認為，“安史之亂”爆發的原因之一，便是河北地區經濟繁榮昌盛，而地處統治中心區域的關中地區在經濟上逐漸式微。在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唐朝中央和地方軍閥勢力之間的矛盾加深，最終導致“安史之亂”爆發。

安祿山起兵初期，兵鋒所到之處，各州郡縣皆聞風而降。危急時刻，時任平原太守的顏真卿，聯絡其從兄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伐叛軍。

唐至德元年正月，叛軍史思明部攻陷常山，顏杲卿及其少子顏季明被捕，并先后遇害，顏氏一門30余口就義。

唐肅宗乾元元年，常山收復。顏真卿命人到正定尋訪，僅尋得兄顏杲卿一足、侄顏季明頭顱而歸，不禁悲憤交加，揮淚寫下祭文《祭侄文稿》。

普通人第一次看到《祭侄文稿》，都會有一個感覺：“亂”。在常人看來，地位如此崇高的《祭侄文稿》，卻“字跡潦草”，到處都是涂抹修改痕跡。全文僅234字，卻有30多處涂改。

然而，了解《祭侄文稿》背后故事后，每位讀者都能從字里行間感受到顏真卿寫作之時那種憤懣、懷念和痛苦之情。

剛開始書寫時，顏真卿似乎在強壓悲痛，字跡尚且工整克制。

當他開始回憶侄子生前時，寫到“宗廟瑚璉，階庭蘭玉，每慰人心”，百般滋味涌上心頭，字跡松弛起來。

寫到“賊臣不救”時，這位老人已經完全被情緒吞沒，涂抹修改開始多起來。他顧不上整理筆鋒和及時蘸墨，枯筆擦過紙面，仿佛看到一位涕淚滿面的老者在顫抖。一路寫到“嗚呼哀哉”時，他的字跡已近草書，似乎已痛哭失聲，無力再寫下去了。

滿懷至悲至痛之情，顏真卿寫下了極富藝術感染力的《祭侄文稿》。

因此，元代書法家鮮于樞說：“唐太師魯公顏真卿書《祭侄季明文稿》，天下行書第二。”

這篇傳世祭文，也成為那個時代盛衰興亡的寫照。

在遼寧省博物館借展的《中山松醪賦》局部。河北日報記者王思達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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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松醪賦》：

蘇軾的定州回憶

2020年12月22日，沈陽，遼寧省博物館。

戶外已近嚴冬，館內“山高水長——唐宋八大家主題文物展”現場則滿是熱情的參觀者。

二樓一處展柜前，人們爭相圍在一幅數米長的書卷前。展柜內，是在此借展的吉林省博物院鎮院之寶、蘇軾晚年書法作品《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

《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由7張白麻紙接裝而成長卷，橫306.3厘米、縱28.3厘米。《洞庭春色賦》在前，《中山松醪賦》在后，兩賦前后總計684字。

吉林省博物院陳列部主任張磊介紹，這件作品是蘇軾存世真跡中字數最多的一件，也是此次展陳作品中字數最多、卷幅最長的一件。

“這件書法作品是蘇軾晚年成熟之作，也是我們的鎮院之寶，平時極少對外展出。”張磊記者說，這幅作品跟河北定州頗有淵源，“作為河北人，你能跟它相遇真不容易。”

這件書法作品，和定州大有關聯。

“洞庭春色”“中山松醪”，只看題目，很多人會覺得蘇軾在寫景色。其實，它們是兩種黃酒的名稱。

蘇軾一生愛酒。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曾評價：“蘇軾的一生本就擁有著多重的身份，他是散文作家，他是士大夫，也是釀酒實驗家……”

蘇軾不但喝酒，還嘗試釀酒。“中山松醪”，便是蘇軾在定州任知州時釀造的一種酒。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年過半百的蘇軾被罷去禮部尚書一職，以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的身份，擔任河北西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出知定州。

定州曾為中山國所在，宋代是抵御契丹的軍事重鎮。

蘇軾到任伊始，即到各地考察。發現市井蕭條，邊防薄弱，軍紀松散，將驕卒惰。目睹這一狀況，他上奏朝廷，提出整飭軍紀、修葺營房、懲創貪污、部勒戰法等一系列措施，著手進行軍政和民政改革。

在定州任上，蘇軾還忙里偷閑釀制中山松醪酒。

他對原有的松醪酒進行了創新，通過烹煮松節取出枝中脂，跟黍米、麥子一起煮熟，并以此為原料釀酒。釀出的酒初味甘甜，余味略苦，酒體幽雅，獨具風味。據說，蘇軾喝了自釀的松醪酒，可以把拐杖扔了走路，也不用小童每天捶背按摩了。

《中山松醪賦》，講述的便是蘇軾釀制中山松醪酒的經過。在中國古代，給中山松醪酒作賦的，僅蘇軾一人。

不過，如今人們看到的《中山松醪賦》，并不是蘇軾在定州所書，而是書寫于他離開定州之后。

蘇軾的一生，歷經坎坷。紹圣元年四月，任定州知州剛滿半年的蘇軾被取消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稱號，貶往更偏遠的嶺南地區。行至河南睢縣，遭遇大雨，行程受阻。在雨夜的客棧中，他感慨萬千，寫下了“《洞庭中山》二賦”。

在長卷的自題中，蘇軾這樣寫道：“后予為中山守，以松節釀酒，復以賦之……”

“蘇軾在書寫‘《洞庭中山》二賦’之時59歲，正是筆力鼎盛、老辣之時。整幅長卷結體短肥，筆意相通，閑雅飄逸。有人評其字‘如棉裹鐵’，又如‘老熊當道’，在平實、樸素中汪洋浩蕩。展現出的是一種悠然自得、不溫不火，看破紅塵、參透生死的超脫。很難相信這種恬淡的心境，出自于一位貶謫途中的失意之人之手。”張磊評價。

當年的蘇軾恐怕怎么也想不到，他在被貶途中即興書寫的長卷，歷經近千年竟讓一代又一代的后人為之傾倒。

清乾隆皇帝十分喜愛“《洞庭中山》二賦”，曾4次在此卷上題跋，贊其：“精氣盤郁豪楮間，首尾麗富，信東坡書中所不多覯。”

此外，該卷拖尾處還有元人張孔孫，明人黃蒙、李東陽、王辭登、王世貞、張孝思等的題跋和題詩。

“其實，蘇軾這幅長卷不只是一件書法作品，它背后反映的是定州在北宋時期的特殊地位。”定州市開元寺塔文保所研究員王麗花表示。

北宋初期，定州地處宋遼邊境。宋朝廷曾以數萬軍隊駐守定州,諸多高級將領、皇親國戚等在此任職。對于定州的重要地理位置，宋代知州宋祁亦在《論鎮定形勢疏》中寫道:“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賊沖，為國門戶也……”

大量軍隊駐扎，也促進了定州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北宋時期，定州所出產的“定瓷”和“緙絲”十分有名，每年指定向朝廷進貢羅、大花綾等特產。另外，由于位于遼宋邊界地帶，定州建有榷場，是遼宋重要的交易城市。此外，定州釀酒業也十分發達，酒稅在政府收入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屬于支柱產業，主要用于軍費開支。

登峰造極

隋唐到宋金時期，是古代河北經濟最發達、文化藝術發展最繁榮的階段。

史料和如今的考古發掘已經表明，這一時期的河北，不但是草原文明和農耕文明交匯的重要區域，更是全國重要的經濟中心區域。

從官窯白瓷到精美絲綢，從石雕絕技到皇家建筑，各種在當時堪稱登峰造極的工業制品和手工技藝，在燕趙大地不斷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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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定窯白釉孩兒枕。河北日報資料片

官窯白瓷的巔峰

2021年3月4日，陜西考古研究院考古陳列室。

靠著墻邊一處并不起眼的位置，一個器型小巧、玲瓏剔透的瓷杯靜靜躺在玻璃展柜里。

這是一只未對大眾公開展示過的廣口圈足白瓷杯，口徑約8厘米、高約7厘米。乍一看，它似乎沒有什么特別之處。

只有仔細觀察，才能發現它的特別：胎體潔白細膩、釉色均勻,器壁僅厚1毫米左右，用強光照射，能達到光照透影的奇特效果。

這件器物，就是曾顛覆了考古界對中國瓷器認知的隋代邢窯透影白瓷杯。

燒造于河北臨城和內丘一帶的邢窯，是我國最早生產白瓷的中心窯場，被稱為“中國白瓷的發祥地”，有中華白瓷鼻祖美譽。

邢窯興于隋，盛于唐，生產的瓷器潔白似雪、規范如月，在盛唐時代和南方的越窯并駕齊驅，形成了陶瓷史上“南青北白”的局面。

瓷器專家們認為，從青瓷到白瓷，是中國古代瓷器燒造的一次飛躍。

那么，白瓷到底有何可貴之處？它又為何首先出現在河北呢？

“在中國陶瓷發展史上，從商周以來，一直是青瓷一統天下的局面。正是邢窯的成功興起，宣告了這種單一格局的結束。可以說，邢窯白瓷在中國陶瓷史中的地位是劃時代的。”已故中國陶瓷考古研究權威葉喆民生前曾如此評價。

邢臺市邢窯研究所所長張志忠告訴記者，瓷器的顏色基本是由瓷土原料而定，一般瓷土和釉料，都或多或少含有一些氧化鐵，器物燒出后必然呈現出深淺不同的青色來。

而相對來說，邢窯窯區所產的原料大多是質量較好的次生黏土，這類黏土中含鐵量明顯低于南方瓷土，這是白瓷誕生的自然基礎。

“即便如此，想要燒出白瓷，仍然要在瓷土的加工和瓷器燒制上不斷嘗試、精益求精，只有保證瓷土中鐵元素含量小于0.75%時，才能燒出真正的白瓷。”張志忠說。

就這樣，到北朝末年，邢窯終于創燒出了最早的粗白瓷。

白瓷的燒制成功，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河北在全國的經濟地位和社會生產力水平。

粗白瓷燒制成功后不久，隨著隋代的統一和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代表邢窯白瓷的巔峰代表作出現了——透影白瓷。

時間來到2009年3月。

西安近郊，陜西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員正在小心翼翼地清理一座隋代墓葬。

除去棺木上面沉積千年的泥土，他們發現了一件如玉一般的白瓷杯，杯中還有些濕土。

“小心翼翼地將雜質清除，輕飄飄、透光見影、玲瓏剔透的瓷杯就捧在了手中。白瓷杯器壁最薄處僅厚1毫米左右，其釉色均勻、光照見影，真是精美絕倫。”多年以后，時任發掘隊領隊的李崗如是描述初次見到透影白瓷杯的情景。

出土墓志顯示，這座隋代墓葬年代為隋大業四年。這件邢窯透影白瓷，也是我國考古發現的首例保存完好的隋代邢窯透影白瓷實物。

“透影白瓷，這種代表了當時古代最高陶瓷技術的官窯器物，毫無疑問是皇家專供。此外，它的發現還刷新了人們對于中國陶瓷史的認識。”張志忠說，“葉喆民先生所著的《中國陶瓷史》中寫道：‘薄胎瓷開始于明永樂時期，但永樂的薄胎只是半脫胎，到成化時，其薄的程度才達到了幾乎脫胎的地步。’而邢窯隋代透影白瓷的厚度僅1毫米，已達到了半脫胎的地步。”

這一發現，將我國薄胎細白瓷的創燒時間提前了近10個世紀。

不過，由于燒造技術難度過高，使得透影白瓷產量少之又少。加之其本身作為官窯貢品，只在上流階層中流傳，即便是狂熱的瓷器鑒賞家也難得一見。隋代以后，透影白瓷就漸漸消失了。

雖然透影白瓷只是曇花一現，但邢窯白瓷的其他產品，卻隨著唐代的統一走上巔峰。

唐代中葉，邢窯達到極盛時期。邢窯白瓷胎質堅實細膩、釉色純白光亮，器物種類增多，制瓷工藝達到了純熟的地步，產量大大超過隋代細白瓷，以致進貢皇室，遠銷海外。

當時，邢窯白瓷和越窯青瓷成為唐代宮廷的主要生活用瓷。有些器物底部刻有款識，以“大盈”“盈”字最多，這是唐皇室“百寶大盈庫”的縮寫。

因此，唐代李肇在《國史補》里寫道：“內丘白瓷甌、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

如果說邢窯白瓷代表了唐代白瓷工藝的巔峰，那么燕趙大地彪炳于中國陶瓷史的另一個名窯，則在邢窯極致工藝的基礎上，進一步展現了伴生于這片土地上的智慧和靈巧。

它便是中國白瓷的另一座高峰、宋代五大名窯之一的定窯。

2021年3月6日，北京故宮博物院武英殿陶瓷館。

“名窯迭出”展位，玻璃展柜內，一尊白釉刻花花卉紋梅瓶吸引著人們的目光。

事實上，不只是故宮博物院，幾乎在國內外任何大型博物館，都收藏著大量定窯瓷器精品——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北宋定窯玉壺春瓶、大英博物館的北宋定窯刻花直頸瓶、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北宋定窯白瓷蓮花紋皿、中國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北宋定窯白瓷嬰兒枕……

它們中的每一件，都是堪稱“國寶”的同時期瓷器精品。

同樣是白瓷，定窯瓷器和邢窯瓷器，究竟有何不同？

“作為宋代五大名窯之一的定窯，是中國歷史上貢御時間最長、文獻記載最多的窯口，”定瓷非遺傳承人龐永輝介紹，“也是宋代五大名窯中唯一生產白瓷的窯口，其窯址位于今天的河北曲陽境內。”

灰度以太坊信托基金折價率已達創紀錄的60%:金色財經報道，灰度以太坊信托基金（ETHE）的資產凈值折價率已達到創紀錄的60%，創下自該基金成立以來的最低水平。分析顯示，FTX破產所導致的一系列連鎖事件或是導致ETHE創下歷史最低溢價率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灰度不為任何基金提供實時贖回計劃，因此投資者無法從灰度直接將ETHE贖回為ETH。另一方面，灰度比特幣信托基金GBTC當前折價率維持在45%左右，略高于此前48%的歷史記錄。（cryptonews）[2023/1/3 9:49:55]

不同于隋代邢窯追求的潔白，定瓷釉面多為乳白色，白中閃淺米黃色，呈現出象牙般的質感，柔和悅目、溫潤恬靜，被人譽為“中和之美”。

和紋飾較少的邢窯瓷器相比，定瓷的最大特點，則在于裝飾工藝的進步——它以靈動變化的裝飾藝術見長，刀刻、竹劃、模印……如今我們在素色陶瓷裝飾上能看到的裝飾技法，幾乎都被定窯探索到極其成熟的程度。

收藏家馬未都認為，定窯白與邢窯白的區別，“不僅是技術上的革命，更是思想上的飛躍。”

從色彩、質感、到裝飾技法，盛于唐的邢窯和盛于宋的定窯代表了中國古代官窯白瓷的巔峰，堪稱濃縮了元青花出現以前的“半部中國陶瓷發展史”。

而以邢窯、定窯等為代表的官窯白瓷，不但在燕趙大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更在之后的千百年里走出了燕趙大地，對中國古代瓷器體系產生了深遠影響。

沈子蕃緙絲梅鵲圖軸。故宮博物院供圖

“絲中圣品”緙絲

2021年3月13日，北京故宮博物院。

在這個中國最大的古代文化藝術博物館，和眾多人們耳熟能詳的珍貴文物相比，有一件入選過故宮“十大鎮宮之寶”的絲織品，卻因極少公開展出而略顯低調。

這就是出自河北定州人沈子蕃之手的緙絲《梅鵲圖》。

在故宮，僅織繡藏品就有13萬余件。《梅鵲圖》緣何能成為織繡之寶？

緙絲，又稱“刻絲”，中國傳統絲綢藝術品中的精華，是中國絲織業中一種極具欣賞裝飾性的絲織品，被譽為“絲中圣品”。

由于緙絲《梅鵲圖》幾乎從不公開展出，我們無緣得見其真容。但從公開的照片和介紹中，我們可以一窺它的精妙。

整幅作品縱104厘米、寬36厘米。圖軸為絲質，依《梅鵲圖》畫稿緙織而成。圖軸以十五六種色絲裝的小梭代筆，巧妙搭配，畫面色澤和諧。所用絲線之經密度20根/厘米，緯密度44-46根/厘米，精工細密，還原了原畫稿疏朗古樸的意趣，畫面生動、清麗而不失典雅，是宋代緙絲工藝杰出的代表作。

不同于一般紡織品“通經通緯”的織造方法，“通經斷緯”是緙絲織造的最大特點——以素色生蠶絲作經線，彩色熟蠶絲為緯線，織作時同色緯線并不貫通全幅，而是根據紋樣輪廓或畫面色彩的變化不斷換梭，分塊緙織。

這種織造方法，讓花紋與素地、色與色之間的交界處呈現一些互不相連的斷痕，仿佛刀刻。同一織物上，所用緯絲顏色甚至可多達6000種。這種工藝讓整個編織過程極為復雜，但可以自由變換色彩，特別適合摹緙書畫作品。

在印象中，絲織品多出自江南地區。作為“絲中圣品”的緙絲，為什么會發源于河北？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養蠶技術和絲紡織技藝的國家，而河北正是中國最古老的桑蠶養殖技術和絲紡織技藝的發祥地之一——早在距今7000多年前，磁山文化的先民就已開始使用紡墜。”河北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梁勇介紹。

距今5500多年前，正定南楊莊的先民就制作了陶蠶蛹，使用陶紡輪和骨匕來紡絲。這說明，商代之前，河北地區的絲紡織技藝已經十分先進。

2021年3月3日，河北博物院三樓“河北商代文明”館。

“這展板上介紹的不是絲織物嗎，怎么展柜里不見絲綢，卻放了個青銅器？”站在“最早的平紋縐絲織物”展臺旁，游客們不禁發出這樣的疑問。

“您看到的這個敞口細腰的青銅器叫觚，是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的一種酒器。這件觚出土于石家莊藁城臺西商代遺址，這個遺址出土的文物創造了七項世界之最，其中之一就是當時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平紋縐絲織物‘縠’——它剛出土時是附著在這只觚的表面上。”志愿者講解員解釋說，由于不易保存，這塊彌足珍貴的縠，一直被保存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庫房內，極少公開“露面”。

講解員介紹，這塊小小的縠，至今仍是世界上出土年代最早的平紋縐絲織物——比著名的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同類品早了1000多年。

秦漢時期，絲織業進入成熟期的河北成為全國最重要的絲綢產區之一。其中，鉅鹿、清河、房子等地的絲織業曾多次被當時的史料記載。

此后的1000多年里，河北一直是全國重要的絲紡織中心。到唐中期以后，河北甚至成為全國絲紡織業技術最發達、絲紡織品產量最多的地區。

根據杜佑《通典》記載的信息，在古代絲綢之路達到全盛的唐天寶元年，全國10道318郡總計向朝廷貢賦絲織品達到3400多匹——其中河北道常貢絲織品數量就有1765匹，占全國總量的50.9%，居全國之首。史料記載，盛唐時，僅定州一地貢賦的8種絲織品，數量就占當時全國總量的40％以上。

由于絲綢既具有實用價值又有交換價值，在唐代，它還作為實物貨幣被廣泛使用。由此不難看出，絲綢在當時社會經濟中所占的地位何等重要，而作為全國絲織中心的河北又是何等富庶繁華。

發達的絲織產業，推動了絲織業中最奢華的工藝品——緙絲的發展。

北宋時期，定州緙絲發展達到巔峰。當時，地方供給皇族貴戚的最富麗、最精絕的絲紡織品就是定州緙絲。如今故宮所藏緙絲《梅鵲圖》的作者沈子蕃，正是土生土長的定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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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之役后，北宋滅亡。兩宋迭代之際，以沈子蕃為代表的許多北方工匠紛紛南遷，將緙絲技藝帶到了吳山越水。

南宋以后，隨著經濟中心往東南轉移，緙絲的生產中心已轉移至蘇州一帶。

緙絲，這種發源于燕趙大地的絲織絕技，被繼續發揚光大，并傳承至今。

在國家博物館展出的王處直墓彩繪浮雕武士石刻。河北日報記者王思達攝

石雕技藝的傳承

2021年3月7日，北京故宮。

太和門前廣場的金水河上，五座并列單孔拱券式漢白玉石橋跨河而立。

這就是已經歷數百年風雨的內金水橋，石橋的精美雕工令人驚嘆。

而金水橋的最初設計者，是河北曲陽石匠——楊瓊。

地處保定西部山區的曲陽，是如何與北京城內的皇家建筑產生聯系的呢？

位于曲陽城南的黃山，盛產漢白玉大理石，潔白無瑕、經久耐磨，是雕刻的上等石料。《曲陽縣志》載：“黃山自古出白石，可為碑志諸物，故環山諸村多石工。”得天獨厚的自然稟賦，加上世代傳承的雕刻工藝，使曲陽成為著名的“石雕之鄉”。

據考證，滿城劉勝墓出土的漢白玉男女俑就是由曲陽黃山漢白玉雕刻而成，這也是目前發現的年代最為久遠的曲陽石雕作品。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盛行。全國各地建寺修廟、鑿山開窟，規模浩大，盛況空前，曲陽石雕由此得到了飛速發展。曲陽石雕藝人們也由此走向全國各地。

曲陽石雕，在唐代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并成為我國北方的雕刻中心。這時的曲陽石雕作品，雕刻技法精湛，人物形象豐滿，衣飾清晰；飛禽走獸、花鳥靜物等輪廓清晰、線條流暢，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平。

唐末五代時期王處直墓中發現的彩繪浮雕，便是當時的曲陽石雕代表作。

故宮正南方向不遠處，是中國國家博物館。

在其地下一層，“古代中國陳列展”隋唐五代時期展廳內，有兩尊唐末五代時期的漢白玉彩繪浮雕武士像——其中一名武士腳踏臥牛，頭頂落鳳，寶劍的劍尖指向臥牛口中的荷花；另一名武士腳踏臥鹿，頭頂盤龍，寶劍的劍尖指向臥鹿口中的荷花。兩名武士表情威嚴，氣勢凜然。

這兩尊浮雕武士像的原主人，是晚唐時期的節度使王處直。兩位武士，最初“守護”的是位于河北曲陽縣的王處直墓，是墓室門口的一對“門神”。

在王處直墓后室東西兩面墻壁上，還鑲嵌著漢白玉質地的人物群雕，主題為侍女圖和散樂圖。

侍女群雕，雕刻精細、人物造型各異，完整展現了五代時期貴族家庭的侍女群像。而散樂圖，則將五代時期樂隊演奏的瞬間，用浮雕真實地記錄了下來，可以說是精雕細刻、細琢傳神。

如今，這兩組人物群雕被精心保存在河北博物院。

在國家博物館展出的王處直墓彩繪浮雕武士石刻。河北日報記者王思達攝

元代，曲陽雕刻達到歷史上的鼎盛時期，技藝高超的曲陽石雕藝人在元大都興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明、清時期，在皇家宮殿、陵墓和園林的營建中，曲陽石雕藝人們將他們精湛的雕刻技藝盡情發揮，幾乎達到登峰造極之境。在頤和園蘇州街北岸的兩塊護岸石上，留有“曲陽匠師”的刻字，成為曲陽石匠參與京城園林建設的珍貴史料。

“石頭不易損壞，可以長時間保存，所以我們今天見到的古代石雕都是對歷史的鐫刻和記錄。從漢代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曲陽石雕文化一脈相承、從未中斷，精品石雕作品也是層出不窮。”歷史文化學者、《曲陽問匠》作者韓振書說。

北京，天安門廣場。

這個廣場不僅見證了若干重大歷史事件，依托它形成的各種建筑，也成為代表這個國家的符號。

在天安門廣場中心位置，便是人民英雄紀念碑。

人民英雄紀念碑大須彌座四周共有10幅浮雕。浮雕上刻著的170多個人物形象，連環畫般概括著中國人民100多年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史。

這些浮雕，正是曲陽石雕匠人留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杰作。

“60多年前參與人民英雄紀念碑石雕工作的曲陽石匠都是當時技藝最成熟最精湛的工匠，年齡多在30—50歲之間，所以至今仍健在的人已沒有了。”韓振書感嘆。

經過十幾年調查走訪，韓振書終于查清了12位參與主雕工作的曲陽石匠的名字，他們是：冉景文、劉潤芳、劉秉杰、曹學靜、王二生、高生元、劉志杰、劉蘭星、王勝杰、楊志卿、楊志全、劉志清。

“為保證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浮雕雕刻工作順利進行，在雕刻工程正式開始時，又從曲陽選調了近百名雕刻高手擔任浮雕的助雕任務，他們中的大多數承擔了月臺欄板的雕刻和安裝。”韓振書介紹。

1958年4月，人民英雄紀念碑正式建成。

人民英雄紀念碑完工后，周恩來親自作出指示：“曲陽石匠是國家的寶貝，他們和外國雕刻家相比，毫不遜色，應充分發揮他們的特長，要把他們留下來。”

“在周總理的具體關懷下，以參加人民英雄紀念碑雕刻工程的百余名曲陽石匠為骨干力量，成立了北京建筑藝術雕塑廠。由此造就了新中國第一代雕刻藝術隊伍的骨干力量，也為曲陽雕刻藝人們提供了更廣闊的用武之地。”韓振書介紹。

從古代皇家建筑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再到各類現代石雕、石刻，曲陽匠人將石雕技藝一脈相傳。他們的貢獻，也被鐫刻在歷史之中。

京畿文韻

南宋以后，隨著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河北在全國的經濟地位開始下降。但隨著元明清三代先后定都北京，河北的軍事、交通地位更加凸顯。這一階段，服務首都的京畿文化逐步成為河北重要的地域文化特征。

一些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作為“皇家專屬”的高級手工藝的傳承，以及雕版印刷、毛筆、古籍等文化產業的發展，便是這一時期河北京畿文化屬性的具體體現。

明孝端皇后九龍九鳳冠。河北日報記者王思達攝

花絲鑲嵌：

華美至極的皇家工藝

2021年3月7日，北京。

中國國家博物館地下一層，“古代中國陳列展”明清時期展廳內，有一件富麗堂皇的鳳冠——用漆竹扎成帽胎，以絲帛制成面料，前部飾有九條金龍，口銜珠滴；下有八只點翠金鳳，后部也有一金鳳，共九龍九鳳。冠上還鑲嵌著數千顆未經加工的天然紅寶石和珍珠。

它就是和后母戊鼎、四羊方尊等“國之重器”并列為國家博物館十大鎮館之寶的明孝端皇后九龍九鳳冠。

“極盡奢華，極致工藝。”有收藏家曾對鳳冠作出如是評價。

極盡奢華，指的是其所用材料驚人——重達2300克以上的九龍九鳳冠僅金絲用量就達1斤以上，還鑲嵌天然紅寶石115塊、珍珠4414顆。

極致工藝，則體現其制作之復雜——這頂通高不過48.5厘米的鳳冠，采用了花絲、點翠、鑲嵌、穿系等多種工藝。

專家推測，即便是數位能工巧匠合作，制作一頂鳳冠也需要數年。

而制作鳳冠的能工巧匠們，大多來自臨近北京的一個小縣城——廊坊大廠。

2020年10月31日，大廠回族自治縣。

良盛達花絲鑲嵌特藝有限公司制作車間內，工人們正心無旁騖地盯著眼前的作品忙碌：制胎的拿著小錘在銀質薄片上叮叮當當敲著，鏨刻的將圖樣覆在胎體上小心刻下精美花紋，畫筋的手執蘸有紅色釉料的毛筆輕輕劃下……

“這邊的工人在把金、銀抽成細絲，稱為花絲。那邊的工人在把金、銀薄片錘打成器皿，鏨出圖案，再鑲以寶石，稱為鑲嵌。這是兩種獨立的工藝，但常在一起使用，花絲鑲嵌的說法由此得來。”公司負責人、花絲鑲嵌制作技藝國家級傳承人馬福良介紹。

經過堆、壘、編、織、掐、填、攢、焊等八大工序，一根根金屬細絲和一片片金屬器皿，最終被制成造型各異的工藝品和精美雅致的首飾。

如今，能完成傳承花絲鑲嵌工藝的藝人已經不多。他們中的多數，都集中在大廠。

大廠，地處通州核心輻射區，與北京副中心僅一河之隔。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讓大廠成為花絲鑲嵌工藝的誕生、傳承和發展重地。

資料顯示，大廠花絲鑲嵌工藝最早可上溯到漢代。至明代，大批回民遷入大廠，將伊斯蘭文化與當地藝術相結合，使花絲鑲嵌工藝提高到一個新水平。明清兩代，大廠花絲鑲嵌被指定為專職供奉，其工藝也因此聲名遠揚。

“今天，我們雖然已無法查證工匠的具體姓名，但明代皇家鳳冠的制作流程中，肯定少不了大廠藝人的貢獻。”馬福良說。

清朝滅亡后，大批皇家工匠回到民間。但由于成本極高、工藝繁瑣，花絲鑲嵌工藝逐漸式微。到今天，63歲的馬福良已是國內為數不多的花絲鑲嵌技藝傳承人。

“我們現在編制的一根花絲僅0.3毫米左右，比明代的鳳冠用的花絲還要細。工藝非常繁瑣細膩，燒制的時候溫度跨度非常大，必須掌握好火候，一件大的作品甚至需要幾年才能完成。”馬福良介紹。

“大廠對于花絲鑲嵌工藝的保留和傳承，恰恰反映了古代河北地域文化特征中的一個重要轉變，即從中古時期的融合文化向近古時期的京畿文化的轉變。”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孫繼民認為。

孫繼民介紹，中古時期，河北雖然不是王朝的統治核心地帶，但長期處于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雙向交流的碰撞、融合地帶，地理位置重要、經濟繁榮，文化交流活躍，文化融合的特點和趨勢十分顯著。

隋唐和北宋早期，河北更是成為當時全國經濟最發達、賦稅收入最多的核心區域。龍藏寺碑、《中山松醪賦》以及邢窯、定窯、緙絲等的出現，正是河北這一時期經濟、文化地位的最好體現。

到近古時期，隨著經濟重心南移，河北在全國的經濟地位開始下降，加之北京成為首都，服務首都的京畿文化逐步成為河北重要的地域文化特征。

花絲鑲嵌工藝在大廠的保留、傳承，正是這一時期河北京畿文化的一種直觀反映。

清代中期銅胎掐絲琺瑯佛塔。河北日報記者王思達攝

除了花絲鑲嵌，大廠還保留了另外一項傳承至今的皇家工藝。

2021年3月6日，故宮博物院東北角，梵華樓。

6座雄偉壯觀的銅制佛塔在樓內靜靜矗立。每座佛塔通高均為231厘米，底徑94厘米。佛塔主體以黃色琺瑯為地飾填彩釉的纏枝花卉紋和藍色的梵文，座以藍色琺瑯為地飾獅紋和纏枝蓮紋。座上部出臺正面中央有藍地鎏金“大清乾隆甲午年敬造”九字款。

這是中國古代掐絲琺瑯工藝的巔峰之作——乾隆掐絲琺瑯佛塔。

銅胎掐絲琺瑯，中國古代特有的特種金屬工藝品。其制作工藝是一種在銅質的胎型上，用柔軟的扁銅絲，掐成各種花紋焊上，然后把琺瑯質的色釉填充在花紋內燒制。

銅胎掐絲琺瑯，聽起來似乎有些拗口。因其在明朝景泰年間盛行，使用的琺瑯釉多以藍色為主，因而有了一個更為普通百姓熟知的名字——“景泰藍”。

景泰藍的制作，相傳起于13世紀的云南，后來傳到北京，并設有專門的官辦作坊。

“景泰藍的藍，并不單指藍色釉料，而是把所有的釉料統稱為藍。在此基礎上，衍生出點藍、補藍、燒藍等行業特有名詞。幾百年過去，景泰藍的工藝一直保持著傳統的純手工制作風格，它的掐、點、燒、磨、鍍，環環相連，渾然一體，相互輝映。”81歲的景泰藍工藝美術大師李榮魁告訴記者。

據考證，早在明代之前，精美華貴的景泰藍器物就受到帝王的喜愛。而素有金屬器加工制造傳統的廊坊大廠一帶，不乏技藝精湛的能工巧匠，他們不斷被召入京城，進入宮廷造辦處，在嚴苛的管制下，傾盡所能，躬身景泰藍制作。當時的景泰藍作坊分別設在紫禁城和圓明園，春夏秋都在燒造。

因其制作工藝復雜，景泰藍成本十分昂貴，于是便有了“一件景泰藍，十箱官窯器”之說。

“到了晚清年間，隨著時局動蕩，景泰藍制作難以維系，行業逐漸衰落。”李榮魁介紹，許多散落民間的大廠工匠陸續回歸故里，也帶回了這門手藝。

從花絲鑲嵌到景泰藍，這兩項代表古代金屬工藝極致的皇家技藝，在大廠匠人的手中，正不斷煥發新的生機。

金代刻書—蔡松年著《蕭閑老人明秀集》書頁。河北日報資料片

寧晉刻書：

區域文化中心的形成

北京市中關村南大街33號，中國國家圖書館。

這里是世界最大、最先進的國家圖書館之一，也是國家古籍保護中心。

館內保存著兩本被鑒定為國家一級文物的金代刻書——蔡松年著《蕭閑老人明秀集》和韓道昭撰《崇慶新雕改并五音集韻》。

刻書，全稱為雕版刻書，是用雕版印刷術印制書籍的通稱。而雕版印刷，指的是在一定厚度的平滑木板上，雕刻工人用刻刀刻出字體凸出的陽文。印刷時，在凸起的字體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紙覆在上面，輕輕拂拭紙背，字跡便清晰留在紙上。

作為最早在中國出現的印刷形式，雕版印刷對書籍的普及和文化傳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根據目前考證，雕版印刷術起源于唐代早期，并在唐朝中后期普遍使用。

至宋金時期，雕版刻書業已經相當發達。但由于戰亂，金代刻本流傳下來的極少。國圖所藏《蕭閑老人明秀集》和《崇慶新雕改并五音集韻》，便是目前全國僅存的八種金代刻書中的兩種。

這兩本極為珍貴的金代刻書，出自位于河北中南部的寧晉。

2021年3月1日，邢臺寧晉縣城。

屋內，一位須發皆白的耄耋老人手握一把巴掌長度的小刻刀，在一張提前處理好的光潔的木板上聚精會神地雕刻著。

老人運刀干脆利落，不著痕跡。隨著木屑不斷掉落，一個個遒勁有力的陽刻字形逐漸顯現。

這位老人，是如今寧晉縣唯一熟練掌握雕版印刷全部技藝的傳承人閆惠民，今年已86歲高齡。

閆惠民告訴記者，一本雕版刻書的誕生，要經歷寫樣、刻字、印刷、分書、折書、齊欄、切書、裝訂等諸多步驟。

“剛才的步驟就是刻字，運刀時需要集中精力，謹慎行事。刀要沿著木板上提前印好的墨跡走，要有始有終，不能中斷筆畫，也不能沖撞到周圍其他的文字。可以說，刻字是制作雕版刻書過程中最為基本和重要的一環。”閆惠民說。

“如今，完整掌握雕版印刷技術的人可謂少之又少。”寧晉資深文化學者郭嘉寧介紹，“據我所知，目前能掌握雕版印刷技藝的機構和個人，除北京故宮博物院古籍修復部和浙江天一閣修復部的部分技術人員外，全國可能都超不過百人。河北范圍內只有寧晉還有保留。”

20世紀20年代，冀州商人開辦的榮寶齋。河北日報資料片

寧晉的雕版印刷技術，是如何形成并傳承至今的呢？

史料記載，由于地處河北中南腹地，宋代時寧晉地區文化繁榮，文化交流頻繁。這一文化特點，催生了雕版印刷業的誕生和發展。

據寧晉縣志和地方文獻記載，寧晉雕版印刷起步于北宋崇寧年間。

“北宋時期，私塾在寧晉民間大量出現，全縣150多個村，幾乎村村建有私塾，出現了‘家有誦讀之聲，坊傳絲竹之樂’的景象。”郭嘉寧說。

進入金代，河北之地歸于一統。在金世宗統治的近30年間，推行了一系列休養生息政策。金代在教育上沿襲宋制，文廟興盛，私塾遍及各個鄉村，金代寧晉共考中5名進士，出了20多名四品以上的官員。而科舉之路，都需要通過讀書實現。

到金代初年，寧晉縣雕版印刷作坊已發展到十多家。其中，實力最強、延續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是金代荊氏雕版書坊。《蕭閑老人明秀集》和《崇慶新雕改并五音集韻》，就出自金代寧晉荊氏雕版書坊。

史料記載，寧晉荊氏雕版書坊的雕版刻書，以“印模精、敷墨勻、取值廉、售者廣”著稱，書美價廉，市場廣闊。

為擴大荊氏刻書市場影響力，對遠途如山西、山東、河南、關外、內蒙古等地的客商，凡初次來購書者，荊氏書坊都以成本價稍加利潤供應，并安排食宿。一時間客商云集，荊氏雕版書籍暢銷黃河上下，大江南北。

在此后數百年間，寧晉荊氏書坊還刻印了《左傳》《搜神記》《山海經》以及《說文解字》20卷、清康熙《寧晉縣志》12卷、清光緒《寧晉縣地理志》等典籍，以及多部當地名門望族的家譜，如清光緒十二年版《高氏家譜》30卷、光緒版《王氏家譜》30卷等。荊氏書坊刻印的這些傳世書稿，如今多被各地圖書館或藏書家珍藏。

荊氏雕版從金天會六年創立，至清末停止雕版印刷業務，前后近800年中，傳30代，經歷了十多次戰亂。

“先有市場、有需求，才有產業、有產能。寧晉雕版刻書產業自宋金而興，歷經元明清三朝長盛不衰的深層次原因，是因為周邊有這樣的文化土壤和文化需求。”孫繼民說。

“元明清時期的河北已經不再是國家的經濟重心所在，但其軍事、交通地位仍在，在服務都城北京的過程中，位于進京走廊地帶的冀中南地區逐漸形成了一個服務北京的區域文化中心。”孫繼民解釋。

在這片區域文化中心，不但有寧晉刻書，還形成了衡水毛筆、冀州書商等一批相關文化產業。

衡水毛筆產于衡水市侯店村。當地制筆業盛于明永樂年間，筆長桿硬，剛柔相濟，含墨飽滿而不滴，行筆流暢而不滯。光緒年間，因制作技藝精湛，被奉為御用，光緒帝立碑表彰，稱之“御筆”。民國初年，衡水毛筆還曾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獲獎，侯店也獲得了“毛筆圣地”“北國筆鄉”的美譽。

在距侯店不遠的冀州，則誕生了冀商群體中最早的書商。

清末民初時期，琉璃廠共有書鋪200多家，而冀州商人開辦的書鋪就有100多家，占了琉璃廠古籍業半壁江山。到1956年，琉璃廠最大的3家書店都是由冀州人經營。

因此，我國古籍版本學家郭紀森先生認為，是衡水冀州人延續了北京琉璃廠的文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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