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貨幣:紙幣發行千年紀念——世界歷史上紙幣的理論與實踐_數字貨幣交易所官方網址

作者何平系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本文轉自4月8日“IMI財經觀察”微信公眾號。

導讀

第19屆世界經濟史大會于2022年7月25-29日在法國巴黎召開。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家治理視角下傳統中國貨幣與財政關系研究》學術活動的組成部分，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何平作為召集人成功申請，于巴黎當地時間7月27日主辦專題學術小組討論會第77小組《世界歷史上紙幣的理論與實踐：四川交子發行千年紀念》的討論。

學者從即將到來的2023年北宋益州官方紙幣“交子”發行千年紀念出發，以世界歷史上紙幣問題為中心，對貨幣的形式和本質進行了廣泛深入的專題學術研討，本文為何平教授根據研討會發言整理的會議紀要。

第19屆世界經濟史大會于2022年7月25-29日在法國巴黎召開。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家治理視角下傳統中國貨幣與財政關系研究》學術活動的組成部分，中國人民大學何平教授作為召集人成功申請，于巴黎當地時間7月27日主辦專題學術小組討論會第77小組《世界歷史上紙幣的理論與實踐：四川交子發行千年紀念》的討論。

研討小組由12名學者組成，除了6位中國學者，德佩羅、萬志英、黑田明伸、柿沼陽平、鄧鋼和盧荻6位外籍教授參加了小組專題研討。國內學者及兩位英籍學者因疫情線上與會。大會要求組織者必須現場主持，會前何平教授特別邀請德佩羅教授專程從常駐的法國南部故鄉抵達巴黎會議現場，作為小組專題會議的共同組織者協調主持會議，與萬志英教授、黑田明伸教授和柿沼陽平教授現場參加會議。

劍橋大學著名學者克雷格·馬爾德魯教授等多名世界同行參加了會議討論。學者從即將到來的2023年北宋益州官方紙幣“交子”發行千年紀念出發，以世界歷史上紙幣問題為中心，對貨幣的形式和本質進行了廣泛深入的專題學術研討。

01

從世界貨幣史看紙幣產生的動機

紙幣的產生需要充分條件和必要條件的共同推動，既有經濟發展水平的動因，又有社會信任機制的作用，同時還有技術的支持，甚至有文化宗教因素的約束。

加納央行與德國紙幣印刷商Giesecke+Devrient合作試點CBDC:加納央行計劃與德國紙幣印刷商Giesecke+Devrient合作，測試一種通用的中央銀行數字貨幣（CBDC），Giesecke+Devrient公司將為該貨幣數字塞迪提供技術。

據悉，總部設在慕尼黑的Giesecke+Devrient公司提供紙幣和證券印刷服務以及現金處理系統，CBDC將與銀行、支付服務提供商、商戶、消費者和其他相關利益方進行測試。（Coindesk）[2021/8/11 1:48:50]

首先進行主題發言的巴黎高等師范學院德佩羅教授在《羅馬帝國的受托信用與“紙幣”：它合理嗎？》報告中，以羅馬帝國的貨幣歷史就信托融資和紙幣的產生進行了探討。德佩羅教授主要關注兩點，一是鑄幣的信用問題，二是“紙幣”產生的障礙和動力。

他從銀行券在近代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出發，指出四類貨幣形態各有其特質，第1類，地方私人信用，非匿名、以人的關系提供短期和長期的信用。第2類，錢幣，匿名、不依托人的關系，無信用。第3類，匯票，非匿名、以人的關系提供短期和長期的信用。第4類，銀行券，匿名并不依托人的關系，無信用。

回溯到羅馬帝國語境看貨幣體系構成中這4類的表現，第1類沒有文本，少有考古證據，幾乎沒有得到證實。第2類有大量的實物、大量文本和大量證據。第3類沒有文本，沒有考古證據，沒有證明。第4類銀行券，沒有文本，無考古證據，未見證明。所以，從文獻和實物遺存而言，地方私人信用、匯票和銀行券，在羅馬帝國均無證據。而第2類錢幣，有銘文、浮雕之類的表現物品和錢幣袋的標簽證據，沒有考古學證據的情況下，證據就來自文本。

關于錢幣的活動，必須區別錢幣兌換商和錢幣放貸商。錢幣兌換商主要經營錢幣，但也管理一些貸款，轉賬等，但他的所有活動都是與錢幣的占有聯系在一起的。錢幣借貸者不是每天都從事錢幣業務，而是經營融資、稅收和貸款等，主要不是與錢幣的占有相聯系。

錢幣兌換商經營錢幣，能夠檢測錢幣的質量；兌換錢幣；在檢查后接受錢幣并保存它們；吸存錢幣用于貸出；管理個人賬戶；管理個人賬戶之間的轉賬。但是，經營錢幣的兌換商，不能與其他的錢幣兌換商進行個人賬戶之間的轉賬。

錢幣貸放商，能夠收進錢幣并在檢查之后保存它們；收進錢幣貸出；管理個人、官方賬戶；管理個人賬戶、官方賬戶之間的轉賬；管理與其他錢幣兌換商之間執行的個人、官方賬戶之間的轉賬。

觀點：比特幣、美元紙幣的區別在于確定支付單位的有效性:在美聯儲 12日的一篇博客文章中，經濟學家Rod Garratt和Michael Lee等人概述了“基于帳戶”和“基于代幣”的數字貨幣系統的特征。作者指出，比特幣、美元紙幣和金幣之間的區別在于，支付方能否“有相當高的信心”確定支付單位的有效性。他們寫道，雖然美元鈔票具有防偽特征，因此很難偽造，但加密用戶無法“獨立”的確定他們的代幣是否有效。像比特幣這樣的區塊鏈，使用強大的計算硬件，確保了礦工多次確認交易的有效性，消除了對每個單元進行獨立驗證的需要。[2020/8/13]

可見羅馬帝國如同希臘一樣擁有錢幣兌換商，有時還有一個錢幣兌換商網絡。它有一個服務于私人和官方賬戶的賬戶系統；能夠將貨幣從一個賬戶轉賬到另外一個賬戶；一個在每一個省的代表網絡；集中化管理；一個專門的代理網絡能夠檢測錢幣。如同所有的集權帝國一樣，羅馬帝國理應有一個銀行券體系。但是，事實上羅馬帝國如同希臘一樣沒有銀行券。可能的原因是什么？與行理無關，與沒有印刷系統無關，與任何不可能的行動能力因素無關。

那么我們不得不回過來看古代錢幣扮演的角色。錢幣由保存在教堂中的金屬鑄造。它是眾神代表的化身，從合法性看，偽造者被視同對眾神的犯罪。從宗教視角看，黃金是眾神的肉身。所以用硬幣的特殊地位來解釋古代沒有“紙幣”的絕佳理由，不是技術原因。古代世界不可能將“價值”“權力”“財富”從與神鏈接在一起的東西中分離出來。古代所有的文明總是與神相聯系。宗教之外存在一個獨立的世俗轉移財富的方式，不可想象。在歐洲學術界，銀行券不可想象，它的發展與宗教信仰的削弱有關。這與東方文明完全不同。

從羅馬考古發現及遺存物出發，德佩羅教授結合作為近代經濟理論形成素材的貨幣諸形態的特征和性質，在經濟因素和技術條件之外，對羅馬帝國沒有出現紙幣給出了富有真知灼見的結論。對于我們認識紙幣在中國最早誕生的條件和意義、貨幣與信用的關系乃至貨幣的本質，均給予重要的啟發。

02

傳統中國紙幣的實踐和理論

紙幣于1023年最早在中國北宋誕生，本組學者的研討論文，便更多地聚焦傳統中國紙幣的產生和發展。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最早流通紙幣的宋代進行專題考察，一是對宋以后各王朝的紙幣使用及傳統中國整體紙幣實踐進行貫通考察。

聲音 | 世界銀行張志軍：央行數字貨幣的發行不可能完全取代紙幣:據中證網消息，世界銀行首席信息安全架構師張志軍29日在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舉辦的“北大數字金融講壇—分布式數字金融之網絡安全隱患”上表示，央行發行數字貨幣在機構層面上不成問題。實際操作中，基本上央行會發行數字貨幣給大銀行、大機構，由他們再具體分配到個人手里。但數字貨幣的發行不可能完全取代紙幣，因為還有很多不習慣使用電子支付的人群。因此，未來很長時間內央行仍要支持紙幣和數字貨幣兩種形式同時存在。“不過，從技術層面來講，金融交易對安全性要求很高，也對數字賬本的可靠性及相關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影響數據保密性和準確性的網絡攻擊在數字金融時代將更直接地造成數字資產的丟失或無法使用。”[2019/8/30]

宋代紙幣制度的機制及特征

倫敦經濟學院的英籍華裔教授鄧鋼先生的主題發言《宋代中國的復合貨幣體系：銅錢、鐵錢與紙幣并行的時代》(AMixedCurrencySystemduringtheSong(960-1279AD):Copper,IronandPaperAllattheOnce）秉承他在《中國傳統經濟-結構均衡和資本主義停滯》的宏觀敘事，從地理、人口、商業和財政視角，探討在宋代中國何以同時并公開地運作多元復合的貨幣體系。

主張在整個宋代期間，沒有任何可能性產生一個單一和統一的國內市場，并由此控制當時混雜的貨幣體系，反之亦然。在此基礎上，宋代貨幣的多元復合結構為格雷欣法則發揮作用提供了一個完美基礎。這便可以解釋，在沒有現代中央銀行及集中控制鑄造和發行的情形下，何以鐵錢和紙幣這種無論低價值或無價值的貨幣得以出現。他得出結論稱，宋代貨幣制度混亂不一，宋代的市場經濟混沌無序。而宋代的經濟變革不可持續。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萬志英教授，從其英文貨幣史名著的深厚學術積累出發，在《信托融資：宋代中國的國家、商人與紙幣》的主題發言中稱，宋代中國紙幣發展的先行研究，均置于農業生產、手工業增長和商業擴張這種“中世紀經濟變革”的模式中。

學者們認為，宋朝紙幣的發明是對交換手段需求的上升和刺激經濟進一步貨幣化的結果。近年來，另一種觀點出現了，最著名的是日本學者宮澤知之提出的"財政流通”觀點，認為紙幣的創造和其他紙質票據是國家的孳生物，其主要功能服務于行政財政的需要，而不是民間商業的需要。在發言中，他認為市場貨幣與財政流通的二分法忽視了宋代經濟中國家和商人的相互交疊融合。

聲音 | 北京商報：有分析人士認為新版5元紙幣可能將區塊鏈等技術用作紙幣防偽和流向定位跟蹤:據北京商報報道，4月29日，央行官網發布公告稱，今年8月30日起發行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幣50元、20元、10元、1元紙幣和1元、5角、1角硬幣，以上貨幣發行后，與同面額流通人民幣等值流通。值得一提的是，因被選擇進行相關新技術的應用，5元紙幣暫時缺席。有分析人士認為，新版5元紙幣可能將區塊鏈等技術用作紙幣防偽和流向定位跟蹤，類似于數字貨幣的一種嘗試。[2019/4/30]

大部分宋朝時期的財政行政，除了北宋晚期王安石在重商主義政策中激進的改革實驗，可以歸類為“協同”財政國家，政府默許市場的自治，尋求利用控制，而不是阻止或消除市場力量來滿足財政和經濟目標的實現。紙幣的市場功能和財政功能的相對優先地位，隨著時間和空間的變化而相應變化，但仍然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元明王朝及貫通的紙幣問題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著名貨幣史學者黑田明伸教授的主題發言《14世紀中國的紙幣本位》，精辟地論述了元朝建立的世界貨幣史上第一個紙幣本位。

他指出，通過掌控新的票鈔來代替舊的紙幣，元朝建立了一種紙幣本位制度。金朝力圖儲存紙幣資本，通過銅錢和白銀，而南宋是聚焦偶爾將它兌換為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這種“稱提”措置，為紙幣提供支持。與此不同，元朝不依賴于任何準備來保持國家紙幣的流通。這種紙幣本位的運作機制是與元朝的財政動員制度密切相關的。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蒙古人依賴食鹽專賣。以前的王朝，將田賦作為主要的國庫收入來源，蒙古政權主要依靠貿易稅和貢賦。就元朝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尤其依賴鹽收入。比如說，在1309年，王朝的年支出是當時使用的中統鈔500萬錠。而在1307年，它的全部收入僅400萬錠，而其紙幣發行為100萬錠。1308年，元朝從鹽專賣獲得的收入是325萬錠，按現金計算，它可能達到了整個收入的80%以上。在這種財政結構和紙幣使用安排下，直到1340年代，紙幣沒有超額發行。

當紙幣本位扎下根來，元朝避免紙幣的超額發行。文獻表明，在1324-1332年期間，新的紙幣發行出現了減少，而舊紙幣焚毀的數量增加。結果，在1335年，按紙幣計算的價格出現跌落。在1340和1342年，元朝沒有發行新的紙幣。1311年后，元朝政府是通過提高國家專賣下食鹽的價格來滿足增長的財政開支，而不是以貨幣貶值來彌補財政赤字。

聲音 | 日本參議員：日本1萬面值新版紙幣將導致超級通貨膨脹 或將引起加密貨幣暴漲:據Cointelegraph消息，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于今日宣布，計劃將在2024年上半年更新日元1萬日元、5000日元及1000日元面值的紙幣。上次日元更新是2004年，但1萬日元面值的紙幣卻是自1984年以來首次。日本經濟新聞評論更新紙幣是為了推動無現金化進程，日本參議員藤卷健史認為，人們對堅持“量化寬松”這一非傳統金融政策的日本銀行失去信任，引發超級通貨膨脹和日元暴跌之日即將到來。藤卷健史在今年2月份的采訪中曾表示，發行新版紙幣和存款封鎖的話，將有可能引起加密貨幣暴漲。[2019/4/9]

元朝紙幣與明朝相比，顯示出重大區別。蒙古人“紙幣本位”制度的成功，源于它管控限定的流通范圍以及替換舊鈔的制度設計。可接受性以不同的方式與其他媒介交易的手段存在互補關系。明朝沒有繼承通過省級中心地來進行回籠的制度設計，并且發行了沒有地域邊界限制、通行帝國全境的國家紙幣。元代和明代的對比揭示出，紙幣的可接受性取決于發行者能夠回籠它們的程度。

早稻田大學柿沼陽平教授在他的報告《明代科舉考試中試題與答卷所見明代的紙幣問題》中，以所謂科舉的試題和優秀答案為基本歷史文獻，考察了明代的紙幣認識。明朝的紙幣作為法定貨幣，在洪武朝普遍用于私人商業，并一直使用到1450年左右。

那么，當時人們對明朝紙幣退出市場有什么看法？《鄉試錄》包含了考試中的問題和最佳答案，其中，“判”是法律問題，“策”是時事問題，包括一個關于明朝初期紙幣歷史的問題。根據報告，明朝初期新舊錢幣和寶鈔都在流通，這是一個很好的政策，但寶鈔的流通在1453年已經在福建地區停滯。在華南地區，貨幣問題從1459年左右開始變得更加嚴重，并在1537年至1580年間達到頂峰。1537年，江西政府試圖將錢幣和寶鈔投入流通。同年在福建地區也有白銀和錢幣的流通，但白銀供應不足。因此，在16世紀，外國白銀像洶涌的浪潮一樣流入明朝內地。柿沼的報告在貨幣史研究中首次使用《鄉試錄》，視角新穎。

江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邱永志副教授在《宋明特殊貨幣區的形成與運行機制比較—以四川、北邊為例》的發言中，以宋明兩朝四川和北邊特殊貨幣區為例，分析宋明貨幣區形成與運行機制的差異。宋代四川鐵錢區的形成是政府政策塑造的結果。明代中葉“茴銀”廣泛流通開來，是市場自發形成的結果。

在北邊軍事地帶，兩者的差異鮮明。在宋代，宋廷在西北地區經營了一個復雜的貨幣體系，即基于信用維持的“鐵錢主導區”。該地存在一個“雙循環信用體系”，一是西北本地小循環，主角是不足值的信用貨幣折二大鐵錢，及其與本地銅錢、物資與信用工具之間的關系。二是一個跨越時空的大循環，鈔鹽法為支柱，聯通鐵錢與信用媒介。明代前期在北邊邊鎮地帶主要仰賴幾大實物供應體系。明中期軍需供應主要仰賴大量的白銀調撥，使得本地形成了“白銀流通核心區”。借助開中法，本地形成了一個單循環體系。白銀沒有信用化，也無多樣化的信用工具構建跨區信用網絡，致使明廷財政運作效率大為降低。

透過貨幣區運行機制的差別可以透視出宋、明經濟運作方式與理念的差異。宋廷善于利用市場機制、金融工具，并借助商人力量來滿足龐大的財政開支需求。與之相對，明初“洪武”體制富有“畫地為牢”的制度特性。明中葉政府難以利用市場，與市場機制疏離。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貨幣金融系何平教授作為專題小組研討召集人，在《比較視野下古代中國紙幣發展的階段及性質》以民間信用貨幣、國家信用貨幣與國家紙幣幾個核心概念為中心，從貨幣職能選擇、紙幣價值維持機制、貨幣結構層次中紙幣的位置，以及紙幣運行的時空約束四個方面對傳統中國紙幣進行了貫通考察。

關于北宋的“交子”，貨幣職能為流通手段，其價值維持機制民間交子為可兌換，官方交子為比例準備。就貨幣結構論，交子為大面額，與鐵錢應當是分軌組合使用。在時空約束上，限于四川地區。時空約束取決于物資動員的能力極限，是保證紙幣購買力的關鍵。

南宋時期的紙幣，除了考察北宋交子相似的問題之外，由于淮交、湖會及川引“割據性”貨幣的多元存在，最需關注物資動員的區域責任和貨幣價值維持機制的協同。元代的紙幣政策，除了探明銅錢及其他補充性貨幣的客觀存在外，應當考察紙幣價值的特殊維持機制。

紙幣在全國范圍流通，應從紙幣的貨幣職能出發，在市場驅動抑或行政強力驅動中做出正確的取舍。實際上，元朝政府是通過行政強制力，利用紙幣的流通手段職能，而不是支付手段職能服務于它的行政財政。至于明朝的紙幣，則是全新的紙幣實驗。朱元璋的“大明寶鈔”制度，應當視為紙幣使用的反例，它的所有制度設計均與紙幣穩定流通的目標相悖。

什么力量使得它仍能流通一段時間，需要經濟論理之外包括社會學視角的全面解讀。此外，紙幣使用的實踐表明，本身無價值的紙幣或者減重的銅錢就體現出信用的說法，從貨幣實踐的效果來看不成立。馬克思的貨幣論表明，貨幣的支付手段職能推生信用，貨幣的流通手段職能滋生出符號化的國家強制性紙幣。以此為坐標，我們就能從紙幣使用的歷史實踐，看透“貨幣的本質是信用”的非歷史主義偏頗。

03

中國的貨幣實踐與現代貨幣理論

紙幣發行千年紀念旨在利用世界和中國貨幣的歷史和思想資源，服務于現代貨幣理論的塑造和經濟建設。小組學者既利用現代理論分析歷史事實，又從歷史實踐的信息出發深化了對經濟和貨幣理論的解讀。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系盧荻教授在《中國經濟變革中的鑄幣稅矛盾》的報告中，從引人注目的中國在“金融部門提供的信貸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畸高出發，討論了中國生產性投資持續快速增長的金融環境。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40多年間僅有一年沒有出現財政赤字。正是因為貨幣——經濟比率持續上升所帶來的“鑄幣稅”，政府得到豐厚的財務資源來應對社會矛盾。從而，政府財政能夠在基本上承擔社會再分配責任的同時，更多的朝向支持經濟的生產性投資。

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年代，美國透過美元霸權攫取世界各國的經濟剩余，包括透過塑造金融投機資本主導世界經濟秩序，迫使發展中國家大量積累官方外匯儲備，這是鑄幣稅的另一個體現。在這其中，中國一方面是世界最大的生產和貿易經濟體，另一方面人民幣的國際化程度遠不足以支撐它的生產—貿易規模，導致迄今仍嚴重依賴美元霸權。

其結果，即使不考慮到風險而純就經濟而言，除了付出鑄幣稅之外，就是本身的金融制度、貨幣穩定性、整體經濟的生產導向也面臨恒常干擾及威脅。盧荻教授提出，如何合理有效地應對這個局面，這是今日中國經濟變革的重大考驗。

河北師范大學戴建兵、康金莉教授的合作報告《中國的市場化貨幣和哈耶克貨幣理論》，以近代中國的貨幣實踐，檢證哈耶克的競爭性發行不兌現紙幣構想。他們指出，中國社會一直實行貨幣自由發行機制，尤其近代以后，貨幣幾乎到了“人盡可發”的地步。

除去城市正規金融機構自由發行之外，縣鄉紙幣發行的主體更廣泛，包括地方基層行政部門、基層組織、半官方組織、經濟團體、金融機構、工廠和商鋪、商號等。在各地發行流通時，名稱不一。如東北地區叫私帖，山西叫票帖，湖南、湖北等省稱市票，江西叫花票，河北、山東稱土票、錢票等。根據戴建兵主編《中國錢幣大辭典·民國編·縣鄉紙幣卷》，僅民國山西省文水縣紙幣在本辭典中出現的就有696種，發行機構為368家。

近代中國自由貨幣發行的歷史表明，哈耶克以“競爭性貨幣發行”解決經濟危機、通貨膨脹的理想難以實現。自由貨幣制度下，擠兌風潮、銀行倒閉、通貨膨脹等危機此起彼伏，對經濟造成極大風險。有鑒于此，中國近代歷屆政府均致力于貨幣發行統一改革，并最終于1935年實行“法幣改革”，由自由貨幣發行轉變為國家壟斷信用發行制度。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張徐樂教授在《人民幣貨幣制度的確立及其意義》的報告中，就人民幣貨幣制度建立的過程及其意義進行了探討。人民幣貨幣制度的建立與鞏固，既有合理的制度設計使然，也取決于中國共產黨的高度信譽。首先，人民幣采取完全的不兌現制度，不規定含金量，并選擇以糧食、布棉等生活與生產物資作為貨幣保證。

在長期戰爭和嚴重通貨膨脹的環境中，這種制度設計更符合現實需要，且體現了獨立自主的精神。其次，人民幣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發行，是為了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新中國經濟建設而發行，完全是從人民利益出發并服務于人民。作為信用貨幣，人民幣的成功發行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中國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享有的高度信譽。人民幣貨幣制度的成功，對于認識紙幣成立的條件提供了經典案例。

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蘭日旭教授與其合作者提供了《中西貨幣制度分流研究—兼政府鑄幣權形成原理的探討》，論文從政府鑄幣權形成的基本原理出發，探討了西方鑄幣權向政府集中、中國鑄幣權向市場下沉的貨幣制度分流現象。在政府權力與鑄幣權邊界關系模式上，西方政府權力在鑄幣權邊界內行使，鑄幣權隨其邊界擴張而向政府集中，古代中國政府權力對鑄幣權邊界的僭越導致政府鑄幣權被市場剝奪。

在古代中國統制型生態中，政府代替與市場的合作而以強權進行貨幣制度構建，導致明代中后期市場在以稱重白銀對抗政府強制紙幣發行過程中，將政府排除在外形成銀兩制度，國家不僅喪失紙幣發行權，更是造成政府與市場在貨幣領域的對抗。這樣便不存在政府鑄造和發行銀鑄幣的社會基礎，聽任民間稱重白銀的自發流通。這是明清中國“白銀時代”長期“不鑄銀元之謎”的根本原因。小組討論以世界歷史上的紙幣為中心，廣泛探討了貨幣的形式與性質。借助紙幣發行千年紀念，通過有效的學術研討，必將對貨幣形態及其性質的認識推向深入，重塑今天的貨幣與經濟理論，并對央行法定數字貨幣使用的邊界和機制提出有益的學術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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