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貨幣:楊東：對Facebook Libra監管的三點建議_加密貨幣最新消息與新聞

科技巨頭Facebook聯合合作伙伴發布的全球加密貨幣項目天秤幣引發各界熱議，多數討論過多地著眼于發散性的宏觀構想，卻脫鉤于金融邏輯和監管現實，具備可行性的監管應對措施自然也就難以生成，就此需要基于加密貨幣市場現實提出可行的監管建議。我國用戶參與Libra的方式有兩種：第一，直接使用法幣資金購買Libra；第二，向Libra協會繳納資金成為驗證節點。前者主要面對零售用戶，后者面對企業，前者潛在的風險更高。

金融管制使我國銀行賬戶資金的跨國流轉受到嚴格限制，但在區塊鏈系統中，銀行轉賬的過程可以在一國內完成，跨國轉賬由加密貨幣交易平臺完成，該路徑利用相較于銀行審查更為松散的互聯網信息審查規避金融管制。

聲音 | 楊東：有效監管區塊鏈需要制度創新和運用監管科技:據澎湃新聞報道，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楊東教授發文稱，監管層應以ICO泛濫為戒，在鼓勵支持引導區塊鏈技術創新的同時改善針對區塊鏈行業的監管手段，防止劣幣驅逐良幣的異化。有效監管區塊鏈不僅需要制度創新，還需引入以區塊鏈為代表的監管科技(RegTech)提升監管能力。對于區塊鏈相關的創新活動，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地方立法的方式，在政府控制的一定范圍內，開展先行先試，為區塊鏈應用于智慧政務創造政策空間。[2019/6/10]

對于Libra等加密貨幣可供參考的監管手段

聲音 | 中國人民大學楊東：區塊鏈技術可用于科技驅動型金融監管:經濟觀察報消息，中國人民大學國發院金融科技與互聯網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楊東發表文章《P2P爆雷并非商業模式出了問題》。他在文中指出，區塊鏈技術可用于科技驅動型的金融監管。在這種模式下，監管者扮演者雙重角色：制定法律法規；與技術專家合作，將法律法規內嵌于去中心化技術之中并獲得全網認可，從而使法律法規的執行通過代碼實現。[2018/7/29]

科技巨頭背書、社會廣泛關注的Libra刺激了不法分子進行欺詐行為，因此監管部門有必要依托權威渠道向社會傳達客觀事實、引導社會輿論，具體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聲音 | 楊東：應推動建立基于區塊鏈的小額信貸司法解決方案:據科技日報報道，近年，P2P理財等概念“飛入尋常百姓家”。但也出現非法集資、不良貸款等問題。對此，中國人民大學金融科技中心主任楊東教授表示，要建立全國性的大數據監控體系，在原來監管體系、監管方法的基礎上，采用新的監管思維、監管手段、監管模式，通過監管科技（RegTech）加強監管。比如大數據風控體系，通過大數據、區塊鏈等手段推動監管的進步和發展，這是國家中央和地方監管部門需要大力推動的技術驅動型監管機制。楊東說：“優勝劣汰是所有行業發展所遵循的規律，不能因為短時間內出現的問題就一味地否認它。”P2P行業能夠覆蓋銀行等金融機構無法提供資金支持的領域，也是近年來我國大力推進數字普惠金融的縮影。相關部門應加快行業整改的工作進度，將符合整改要求的平臺做好備案登記，緩解市場緊張情緒，避免行業恐慌，同時推動建立基于區塊鏈的高效、小額、自動化的小額信貸司法解決方案。[2018/7/17]

懲治違法行為與加強投資者教育。目前，各類微信社群、微博、知識星球等網絡媒體渠道，充斥著大量的提供加密貨幣交易信息、誘導投資者的行為。網絡監管部門可聯合互聯網服務提供商，摸排可能存在的非法行為，在把握行政手段比例原則的基礎上要求其整改或者關停。有些國家將數字資產主要置于證券法律監管之下，在監管部門網站上多次發布有關不當宣傳加密貨幣言論、未經許可發行加密貨幣的處罰案例，而且處罰極其嚴格，對社會起到了良好的指引作用。我國應該加強對于加密貨幣、數字資產的權威理性分析。

楊東：Token機制的背后還是眾籌，與數字經濟的發展密不可分: 中國人民大學金融科技與互聯網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楊東在接受采訪時表示，Token機制的背后還是眾籌。通過眾籌模式，實現一種點對點的鏈接，把消費者和生產者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融為一體。Token的主體更加多元，在法律定性上，它實際代表了一種組織方式的升級或者疊加，是與數字經濟的發展密不可分的。[2018/5/14]

以交易平臺為抓手傳遞監管效果

交易平臺是目前整個加密貨幣交易的關鍵和龍頭，幾乎把持著加密貨幣全產業的話語權，規制好交易平臺能夠有效地向加密貨幣市場參與者傳遞監管政策效果，但在具體的監管操作層面應把握對社會的影響和執行的難易。

比例原則下監管頭部交易平臺。加密貨幣市場一度遭遇重挫，大量的國內投資者基于政策恐慌拋售加密貨幣。由于監管政策落地后還存在大量加密貨幣投資渠道，境外資本利用此前恐慌性殺跌獲取的籌碼再度大幅拉升加密貨幣價格，國內投資者跟風涌入再次誘發了市場風險。對于頭部交易平臺，暫時不宜重拳出擊絕不意味著聽之任之，而是在內部溝通中提出嚴格的監管要求。有關交易平臺的監管政策方面還需進一步抓嚴抓實。

嚴格中小交易平臺監管執法。大量中小交易平臺的運營方人數少且專業程度極低，不法分子將投資者的本金視為目標，涉及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對這些交易平臺的監管無需另立監管規則，當前的監管政策和刑事法律完全足以將其納入監管，盡快梳理典型案例打擊猖獗的違法行為，也是給頭部交易平臺敲響警鐘。

完善并執行《區塊鏈信息服務管理規定》

網信辦出臺的《區塊鏈信息服務管理規定》對于我國區塊鏈技術賦能實體和規范市場秩序有重大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規定》主要規制利用區塊鏈技術提供信息服務的行為，即規制的是區塊鏈的“鏈上信息”，這與區塊鏈的技術實現相符。但與區塊鏈有關的違法犯罪行為幾乎都是通過互聯網、自媒體等“鏈下信息”實現，因此《規定》對國內區塊鏈技術運用的摸查存在一定的方向偏差，不僅可能無法了解市場的真實情況，還面臨規則過于嚴厲不利于技術發展之攻訐。

部分交易平臺為逃避“信用中介”而承擔的法律責任自稱為“信息中介”。目前的交易平臺幾乎都是信用中介，平臺中加密貨幣和法定貨幣的交易表面上是個人間的自由買賣行為，但實際是交易平臺控制下的經營行為。即使交易平臺僅提供信息服務，但其提供的“鏈下信息”是否應為《規定》所規制，是監管部門應該回應的問題。從法理和投資者保護的視角而言，《規定》當然應當包含對“鏈下信息”服務的規制。

《規定》的完善還需要不斷與實務形成有效溝通。《規定》中由于區塊鏈行業處于發展初期，相關的應用場景與商業模式也仍然在不斷探索之中而存在較多的不確定因素，選擇以較為概括的方式說明其適用的范圍。在《規定》中，并沒有對區塊鏈信息服務的種類或者具體內容進行界定，而是寬泛的采用了“區塊鏈信息服務”這一表述。從行業發展的階段與現狀來看，應該說這一規定給后續的發展留下了相對較大空間。但是在監管文件較為寬泛的情況之下，監管部門和行業單位的信息交互就必不可少。只有通過兩者不斷的信息交互，才能提供一條較為明晰的監管紅線，從而給予區塊鏈信息服務業正確的方向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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