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肖磊：只要中國正常發展，美國的弱點會自動暴露_LIBRA

作者：肖磊看市

公眾號：kanshi1314

上一篇關于“高速公路引發的聯想”，引起了諸多討論，這讓我有點意外，我覺得對于中國經濟和未來的發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點想法，這正是中國經濟的潛力所在，也意味著，中國發展的可塑性和可能性還很大，這才是重點。

至于我里面談到的很多方面，大家似乎沒有太多的注意，只集中在對獨立住宅的討論上，這也正說明關于住宅市場的問題，依然是關注度較高的問題。但我始終相信一點，中國能夠讓7億人擺脫貧困，能夠發展出全世界最大規模的中等收入群體，能讓8億人生活在干凈的城市，就完全有能力解決好住宅市場的多層次化需求問題。

當然，由于人口眾多、耕地資源有限，糧食安全是中國的頭等大事，所以需要更加戰略性的國土和基建規劃。關于農業的問題，我同樣也不是專家，不敢妄言，但我個人覺得農業依然是人的問題，如何持續刺激農民積極性，提高農業產業的吸引力，可能是長期保證糧食安全的核心問題。

那我們就從農業開始，然后層層遞進的討論一下中美競爭的演進方向。

一

現在我們正常的想法是，提高農民收入，就能刺激其積極性，但問題是，如何提高農民的收入呢？方法之一可能是，保證農產品價格的可控性上漲，或者說保證國家對農業系統有足夠的補貼，但我覺得這應該只能是一個補充方法。

想讓中國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的積極性增加，其實最重要的一個努力方向是，要“減少”農民數量。請先別著急反駁，我給大家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中國現在農民的人均農業產值大概是0.15萬美元/人，而美國這個數字是7萬美元/人左右，是中國的接近50倍。

這個數字看上去是不是挺嚇人的，但你再去看單位面積的農業產值，中國畝均農業產值是230美元/畝左右，而美國是80美元/畝左右，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

那問題出在哪里呢？問題的關鍵就在于，中國的農民太多了，中國有2.8億的農民，而美國只有300萬，中國的很多農業幾乎可以說完全依賴于人口堆積和對土地的過度耕種，所以盡管中國用18億畝的耕地創造出了4000億美元的農業產值，但架不住中國農民數量大，平均下來，中國農民的人均農業產值就很低了。

那大家想想，如果中國農業4000億美元的產值，是由1億人，甚至更少的農民生產出來的，那中國的農民收入，以及農業產業的吸引力會怎么樣呢？當然，這不是簡單的數學題。

但在中國現有條件下，只有當農民數量“減少”的時候，人均產值才能更明顯的提高，農民的收入也才能有本質的增加，農業才能吸引更多的資源和人才。否則的話，如果我們依然將農民收入的提高，以及把農業吸引力的問題，寄希望于農產品的漲價，或者國家更多的補貼，又或者是大量使用化肥，以及土地得不到休整的過度耕種，那就不是一個良性循環。另外，農業人口的減少，本身也是倒逼農業科技發展的一個過程。

其實農業產業解決的就業人口越多，證明農業越落后，對其他產業反而是一個拖累。我們可以去看看旁邊的鄰居印度，人口接近中國，但依然難以發展出成規模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產業，喪失了國際競爭中的比較優勢，原因就是印度超過70%的人口被綁定在農業上，真正可用在制造業上面的人口很少，只有很少一部分服務業得到了發展，比如軟件等，但所卷入的人口非常少，這樣的結構，除非是閉關鎖國，否則一旦遇到危機，風險就很大，比如這次，按照最近世界銀行的分析，印度不僅學不成中國，還可能趕不上孟加拉，人均GDP已經倒退到被孟加拉國超越。所以，我們努力的方向，應該是農民數量的持續減少。

當然，我這樣說可能是要被罵的，因為在大部分人眼里，“減少”農民數量這種邏輯，是居心叵測，但請我再解釋一下。其實農民數量的自然減少，意味著多個方面的升級。首先就是交通、電力、水利等等基礎設施的升級，農民有了更多選擇，同時也預示著農業科技的進步，農業機械化、智能化、信息化等替代了人工，農業不需要那么多勞動力了；其次是城鎮化和工業化的推進，更多的農民自然會變成工人或服務業從業者，這本身也是一種巨大的進步；第三個是，農業進入了規模化、工業化生產階段，從事農業的人口整體素質會得到大幅提升，更多的大學畢業生會進入到農業生產領域，農業勞動力結構發生了變化。

當然，大家肯定會擔心如果農民數量減少，“失業”的農民去干什么呢？按照中國的農業人口規模，數量太龐大了，可馬虎不得，需要慎重對待。其實我認為中國農民的減少，不僅是農業進步的象征，而且是未來中國人口紅利的其中一個延續點，就看如何理解和規劃了。

對農村比較了解的人應該知道，現在很多農民，其實大部分時間是外出打工的，只有播種和收割等時候，才回家干點農業的事情，這其實就使得中國的大部分農民，擁有雙重身份，一方面是農民，另一方面是工人或城市服務業從業者，因此才有了非常特殊的一個名詞，叫“農民工”。

這看上去進可攻退可守，但整個國家的人工效率被大大的降低了，因為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出去打工，還是在家務農，都不會干得耐心和專業，在工廠的時候，想著家里的地，在家里又想著外出打工，最終可能一樣也干不好，更不知道以后在哪里安家，反而衍生出來諸多類似留守兒童、孤寡老人等問題。

聲音 | 肖磊：警惕美國先于中國抓住區塊鏈的核心部分:10月31日消息，財經專欄作家肖磊撰文指出 ，對于政府來說，在區塊鏈層面，到底應該抓什么，應該主導什么是需要深思熟慮的。區塊鏈技術最大的特點是國際屬性，如果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跟我們所重視的方向不同，就應該引起我們的思考和注意。

美國在區塊鏈技術的發展層面，抓大放小，直擊要害。那什么是要害呢？一個是對區塊鏈資產的定價權，另一個是終端支付。如果中國不能做到兩手抓，一手主導實體經濟對區塊鏈的接受和再利用，另一手迅速建立爭奪區塊鏈資產定價交易的市場，那么區塊鏈技術的發展，很有可能在中國會出現嚴重的資源浪費。[2019/10/31]

但站在更大的國家經濟層面來說，中國在未來很長時間里，依然是世界“工廠”，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依然會占到很大的部分，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工廠，工人工資持續上漲已是不爭的事實。各個大城市，也非常缺乏最基層服務業從業者，保姆等薪水比教授、工程師等工資高的情況也已屢見不鮮。用工荒經常出現，其實已經說明制造業和城市底層服務業領域勞動力十分短缺，而農業發展領域需要更大規模的減少從業人數，兩者是可以匹配的。

二

我已經說了，農業人口的“減少”，恰恰是中國農業產業升級，農業吸引力上升，糧食安全走向更高維度的開始，而不是相反。

我理解的農業安全不僅僅是農產品的初級產出，還應該包括對農產品的存儲和深加工，以及遏制浪費等，而存儲和深加工實際上都是工業要解決的事情，需要的反而是更高教育水平和擁有高技能的勞動者，也就是說，中國的農業產業人口，需要“更新換代”。

比如中國非常成熟的農產品和糧食期貨市場，實際上就是給農業產業提供套期保值的，但諸多農民肯定是不會用這樣先進的工具的。再比如，把面粉加工成壓縮餅干；把土豆變成土豆粉，把土豆粉變成麻辣粉；把蘋果變成蘋果汁、蘋果醋；把草莓變成草莓醬等等，這是工業和商業要解決的問題。所以，僅僅靠單一的農業初級產出來維持糧食安全本身就是成本很高，且很脆弱的事情，農業領域非常需要工業和商業的賦能，以及勞動力的轉換和騰挪。

但問題是，現有農業初級產出方面，人口規模巨大，轉移過來的勞動力數量也會很大，是否就能直接跟工業和服務業領域的需求對接呢？這其實才是需要認真、持續解決的問題。這就牽扯到兩個很重要的方向，一個是東南沿海產業向內地的轉移，以及內地進一步的改革開放；另一個是滲透率更高的職業培訓。

我先說一下產業轉移的問題。

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轉移，意味著不僅勞動力成本會降低，也會更高效的吸納更多的“失業”農民，使其就近工作和安家，而這正是中國目前推動的國家戰略。

另外我想說的是，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國具備產業在本國內部轉移的條件，現在很多人動不動就說，日本、德國等海外投資很多，持有的海外資產巨大，但請注意，假設日本、德國等有中國一樣規模的國土、人口和戰略縱深，恐怕也是優先、持續開發本土，而最終形成的國際競爭力將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前三季度的GDP已經公布了，約合10.34萬億美元，這個數字比全球第三大經濟體日本去年全年GDP的兩倍還多。我可以這樣說，現在無論什么產業，中國都能接得住，不管你是高端還是低端，這就是規模優勢。

最近有兩則消息大家可以關注一下，一個是印度的紡織業訂單向中國的轉移，另一個是中國工廠生產的特斯拉整車向歐洲的出口。

美國可以在戰略需要的時候，沉重的打擊法國、德國、日本等的企業，除了美國的霸權邏輯，其實更重要的是這些國家國內市場的規模不夠大，缺乏縱深，當國際市場受挫，面臨的將是非常嚴重的危機，而只有像中國這樣，擁有國內市場絕對的規模優勢，才能應對企業在國際市場的各種不對等競爭。

我們假設，華為、中興、抖音等，沒有規模足夠大的國內市場作為后盾，面對美國的國際絞殺，后果會是什么呢？遠的不說，諾基亞和塞班系統就是前車之鑒，芬蘭自己內部市場的體量太小了，根本沒有給企業容錯和回旋的余地，這就是為什么歐盟各國在面對美國的時候，必須要聯合起來的原因。

讓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帶動內地發展，開發中國的中西部和更多偏遠地區，本身就是鞏固國內逐步形成的規模經濟，以及建立更加持續的大統一市場的唯一正確選擇，我國現在的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大家要記住“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這幾個字，這也是為什么在疫情導致的非常時期，中央大膽的提出了“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原因，因為只有更加強大的國內大循環，才會不斷的觸發和支撐更具競爭力的國際大循環。

如果大家稍微注意一下，習近平主席在這次考察廣東之前去的三個地方，分別是山西、安徽和湖南，有興趣的同學可以打開地圖看看，這三個地方，山西是京津冀經濟圈的西邊鄰居，發改委已經發布了《關于支持山西省與京津冀地區加強協作實現聯動發展的意見》；安徽緊貼長三角經濟圈，習近平在安徽考察的時候，特意在合肥召開了扎實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座談會，調動江蘇、上海和浙江，如何把產業輻射到安徽就顯得很重要了。

聲音 | 肖磊：數字貨幣應用場景比較狹窄 其更多承擔的是金融交易功能:據財經網消息，近日，金融分析師肖磊接受采訪時表示，實際用途來說，數字貨幣應用場景比較狹窄，其更多承擔的是金融交易功能，以及資金流動的一種替代品，這種背景下，其實可以創造出來的商業模式并不是很多，而借貸模式則是相對容易確定需求并存在一定發展的商業模式，尤其是對于手上資源比較多，本身持有的幣特別大的機構或個人來說，參與借貸等業務，實際上是更為高效的一種投資方式，因為如果不這么做，自己持有的數字貨幣幾乎是沒有任何存量收入的，如果幣價不漲，損失會更大。[2019/7/22]

而湖南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北邊鄰居，湖南可以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強大科研人才和制造業基地后盾。可能大家還不知道，中國芯片行業里面，也有一種說法，就是“芯片湘軍”，包括軍工芯片，GPU芯片第一的企業景嘉微電子，以及華為海思等的創始人都是湖南人，湖南微創微電子等給中國衛星提供芯片的企業，也都是湖南的，深圳外來人口1200萬，而這之中，湖南人約350萬左右，占比近30%。

如果中國經濟發展最好，產值最高的這三個經濟圈，不斷的由里及外向內地輻射，中國就能達到產業轉移和平衡發展的戰略目標，整個大規模經濟的優勢就會進一步釋放。

三

最近中共中央又審議了《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把成渝經濟圈提升到了跟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一樣的高度，而成渝一旦壯大，如果把整個中國看成是一個人的話，成渝就是腰部，腰部一旦有力量，人的整體體格也會更加強健。

“成渝”向北已經嵌入了陸上中歐通道，可以帶動青海、甘肅等落后省份發展；向西可以輻射到西藏，造價超過3000億的川藏鐵路全線已經獲批建設；向南直抵北部灣陸海新通道，打通了西北地區，尤其是重慶等跟新加坡等的互聯互通。那個目前重慶的網紅打卡建筑來福士廣場，就是新加坡凱德集團投資的，重慶的貨物集裝箱，也通過陸海新通道，抵達了新加坡。

說到這兒，我想打個岔，忍不住吐槽一下，我覺得重慶朝天門來福士那個建筑，是一個奇丑無比的存在，拉低了整個重慶的底蘊，朝天門多好的地方啊，多有層次美感的地方，被那么一個又高又丑又大的建筑全給擋住了，把整個半島所有的寬闊繽紛、層次感和整個重慶的靈性都給整沒了，假設那個地方是一個更低一點的劇院，或是一個設計更美的圖書館，該多好啊。當然，我只是開個玩笑。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這個建筑

言歸正傳，想要承接未來更多的農業轉移人口，進一步激活中國經濟的規模潛力，最急需的是中國需要東西部，以及南北方的平衡發展，這就牽扯到產業轉移、先富帶動后富的問題，剛才也已經說了，中國政府現在都是全國一盤棋的來規劃和執行這樣一個戰略目標。

而想讓農業轉移人口跟中國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無縫對接，除了產業溢出和轉移，還應該投入更大規模的職業技能教育。

關于職業教育、成人教育、終生技能教育，甚至是滲透率更高的社區教育等等，未來會有更大的需求，如果這方面做好了，意味著中國至少還有超過2億的農業勞動力，可以變成工業和服務業從業者，這對整個制造業和服務業控制成本，增加國際競爭力將會有更大的幫助。

可能很多人還不知道，中國西南、西北地區，依然有很多地方的農民，是不會說普通話的，進了工廠和城市，表達溝通都有問題，也就是說，很多對農民的技能培訓，沒有大家想的那么復雜，可能只需要教會一些農民會說普通話，或者更容易的使用智能手機，或者簡單的家政服務要領，可能這些農民迅速就能轉換成市場急需的工人或城市服務業從業者，中國的人口紅利將會進一步持續。

四

當然，中國還有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但我可以這樣說，在大家十分關注的住房、醫療和教育等方面，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能夠完美解決的，因為人的需求和欲望是無限的，而諸多資源本身就是稀缺的。

遠的不說，就拿最近十幾年的美國來說，2008年的次貸風暴，以及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就是因為美國住房市場信貸過度引起的；而醫療方面，奧巴馬政府搞了一個全民醫保，然后特朗普上臺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廢除”奧巴馬的醫保政策，可見其在這一問題上的分裂程度。

關于教育，我們要不要學美國呢，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大家可以自己做個判斷。

美國是一個消費主導的經濟體，消費占GDP的比重超過70%，但美國人的消費，基本上是依靠信貸來拉動的，那具體消費貸占美國整個消費額的多少了，我告訴你，占到了接近80%。而在消費貸里面，大學生貸款占到了超過10%，是美國僅次于住房抵押貸款的第二大貸款，教育產業是美國消費經濟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美國消費市場對教育產業消費的依賴度還在不斷的提高。

這就是為什么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提到，美國為什么必須要通過房地產和教育來“收割”全球的原因，如果這兩個市場啞火了，美國消費型經濟也就歇菜了。反過來說，美國也是在通過強大的金融市場來支撐美國優越的住房條件和教育體系，用來吸引全世界的人才。

聲音 | 肖磊：全球三分之一人口將擁有統一數字貨幣:6月9日，財經作家肖磊發文指出，擁有全球三分之一人口使用規模的美國社交巨頭Facebook將在明年推出數字貨幣Libra。Libra將與“一籃子”貨幣掛鉤，Facebook將通過基金會來運作Libra，這就類似于目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結構，但其滲透能力遠遠要高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全球貨幣市場，有太多的痛點需要解決，但自上而下的方案是行不通的，因為在這個領域，沒有一個大國會主動放棄自己的鑄幣權。當前的問題在于，主權貨幣在適應全球性交易和結算領域，無法擺脫依賴于結算機構的問題，以及迅速滿足消費場景變化的問題。在這種背景下，就算沒有機構推出新的全球性支付模式，一些交易者也會采取現有的數字貨幣，比如比特幣、以太坊等作為轉賬工具。當然，Libra不是用來顛覆美元的，更多的是解決用戶的消費和轉賬問題。按照計劃，2020年第一季度之前，Libra將在全球十幾個國家中建立數字支付系統。而且也在籌備部署線下ATM（自動取款機）。[2019/6/10]

按照CNBC的統計，70%的美國大學生畢業時會身負沉重的助學貸款，平均每人3.7萬美元，相比2005年前的數據增加了2萬美元，美國有數百萬人直到60歲的時候還在還助學貸款。

這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平民在美國社會脫穎而出的成本越來越高，比如上一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畢業后用了21年時間，直到當選總統之前4年才還清了助學貸款。那我的問題是，有多少個大學生，能比得上奧巴馬呢？

美國的律師、醫生、華爾街精英等等耀眼的職業，都是用錢砸出來的，要么你家里很有錢，要么你就要背負沉重的貸款，教育反而成了美國社會階層固化的重要推手。

當然，如果僅僅是大學教育而言，我們中國也要在控制辦學成本增長，跟增加助學貸款之間做出選擇和平衡，但更重要的是，教育如何刺激各階層之間的流動性，以及真正多元化培養人才呢？這可能是一個很重要，但又很難用靜態的政策來解決的問題。因為大學沒有能力“發明”新職業。

我舉個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假設這個世界上只有醫生、律師、大學教授等等一些傳統的職業，那么大家的選擇也就非常有限，只能一條道走到黑，不斷的接受更高學歷的教育，不斷的加大教育投入才能進階，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新的職業的誕生，教育領域再怎么改，最終也會形成難以避免的“固化”階層的風險。

那到底如何打破這個死循環呢？我認為這就要談到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科技創新問題，第二個問題是社會制度的問題。請大家別著急戴有色眼鏡，請繼續往下看，我會給你不一樣的解釋。

五

我們先說第一個問題，那就是科技創新。比如說，如果有新的科技誕生，那自然就會有新的職業，而大學教育是非常滯后的，所以當新的科技促使新的職業誕生的時候，當下的大學教育的“價值”就沒那么大了。

比如我們還是拿美國來舉例，美國現在有四家如雷貫耳的高科技公司，分別是蘋果、微軟、戴爾、臉書，但這四家公司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很多人可能還不是很清楚，那就是這四家公司的創始人，全都是大學沒有上完的輟學者。

我不知道我是否說明白了我要表達的意思，假設沒有互聯網等科技的出現，其實就沒有新的產業出現，也就沒有新的職業的出現，如果大家想出人頭地，就只能一條道走到黑，不斷的接受教育，而當新的科技出現的時候，大學生都可以輟學，同時也可以創造更加輝煌的事業。

如果美國社會還是只有醫生、律師、教授等職業，那你輟學一下試試，恐怕很快就滑入底層了，誰還認識什么比爾蓋茨、喬布斯呢。

那我要表達一個什么意思呢，創新型社會本身就是促進社會階層流動性的法寶，是對教育天然缺陷的補充。而在大家最關心的住房、醫療等等領域，任何國家，都沒有萬能的手段，要想更好的解決這些問題，真正的功夫在其他地方。科技可以改善住房條件，也可以降低醫療成本，這本身就是對政府各類政策局限性的補充。

我們繼續拿教育來舉例，要想真正打破教育“固化”階層的風險，大家都能享受到教育的紅利，不是一味的壓縮辦學成本，也不是僅僅依靠助學貸款，最根本的可能是讓整個社會具有創造新職業的能力，也就是真正的科技創新能力，只有不斷的科技創新，才能彌補諸多產業政策和公共服務領域的天然缺陷。

現在在中國諸多大城市，一個送外賣的小哥，可能就是一個輟學者，但他的收入可能遠遠高于自己老家的教師或醫生，如果沒有互聯網這種新興的科技，就很難有外賣小哥這個規模性職業，大家就只能在教師、醫生、公務員這樣的領域競爭，而這種競爭就完全取決于誰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其實大家對教育的依賴度就更高了，對教育的不滿也就更大了。

我這里并不是不尊重教育，而是要反復告訴大家一個道理，那就是科技的發展，能夠補充教育產業的滯后和不足。

美國其實在諸多產業和公共政策領域，都存在著重大的缺陷，我上面也都舉例了，包括住房、醫療和教育等等，但通過不斷的技術創新，以及強大的國際運作能力，掩蓋了其缺陷，使得各種問題延遲暴露，然后再通過新一輪的創新來解決。

肖磊：EOS解決的可能是個偽需求:專欄作家肖磊今日發文表示，EOS所解決的“速度”和“免費”這兩個重大的痛點，在他看來，實際上是市場的偽“痛點”。而且，很大的可能是，未來某一天，BM會放棄這個項目干其他的事情。[2018/4/23]

這就是為什么當其他國家，在科技創新上稍微趕上或超過美國的時候，美國就會拼命打壓的原因，因為如果美國在創新這個領域落后，意味著所有的社會問題，以及所有的產業缺陷都會暴露。

但這還不是我今天要講的重點，我接下來要說的是，美國在產業創新領域，本身也存在著重大的制度性缺陷。

六

我一直沒有跟大家討論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問題，因為道理也很簡單，只有把資本主義經濟學搞清楚了，你才能知道社會主義經濟學到底在講什么，或者說有什么用的問題。

如果我現在說美國社會制度在創新這個方向有重大缺陷，很多人可能就不想往下看了，因為美國引領全球創新都上百年了，不正是因為美國有很好的制度基因嗎？怎么反而成了缺陷了？

當然，我還是建議你繼續往下看。

這次新冠病，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我們就從這次新冠疫情說起。

美國已經為了拯救企業和經濟，推出了超過3萬億美元的直接刺激，目前正在討論的刺激方案金額也接近2萬億美元。在此期間，美國的航空企業獲得了超過250億美元的援助，其他各行各業也都獲得了很多援助。

好，我們就拿航空公司來舉例，比如當新冠疫情到來之后，到底什么方式才是拯救航空業的最佳方法呢？一個是迅速控制病，然后讓航空業務盡快復蘇，另一個是對控制病無能為力，但可以給航空公司持續的援助資金。如果放在長遠的發展來看，哪個對航空行業的發展更有利呢？我想，答案是非常明確的。

因為如果不去控制病，而是靠持續的資金援助，這里面損失的不僅僅是資金的問題，更大的問題是會損失掉更多用來創新和改善業務的商業和交易數據，而這些數據是創新的前提。西方之所以在工業革命和現代商業領域領先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積累了比我們多得多的制造業和現代商業等的數據。

那么從現有事實里面，能得出一個什么結論呢？很簡單，正是由于美國社會不斷的制度性的宣傳和強化，把自己也扔坑里了，民眾可以接受新冠病感染，甚至是死亡，也接受政府的不作為，還可以接受對航空公司等等的直接巨額資金援助，但不接受自我“隔離”，不接受“封城”等。

難道美國政府在抗疫的時候，真的就不想搞隔離和封城嗎？我告訴你，非常想，在紐約疫情蔓延的時候，特朗普就要封城，結果紐約州州長說，封城就意味著對紐約宣戰，特朗普立馬就改口了。

那后果是什么呢？人死了超過20萬，航空公司等依然遭遇了難以修復的損失，整個經濟運行效率降低，資金以非市場的邏輯流動，在整個過去半年的疫情周期內，美國富豪們的身價在半年里暴漲8450億美元，但美國的失業率從3%飆升到了最高的超過20%，就算在冒著更大感染風險啟動復工復產之后，美國依然減少了超過1200萬個工作崗位。

那到頭來這樣的模式對誰的害處最大呢？我告訴大家，是窮人和中產階級，過去半年，美國的窮人和中產階級丟了工作，感染了病，很多人變成了長期失業者，而且有超過20萬人死了，但美國企業拿到了巨額資金援助，美國富豪們多增加了超過8000億美元的收入，美國政府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凈，而且很多窮人和中產階級丟了工作，感染了病，反而跟著美國政府責備中國。

相比來說，中國政府在抗擊疫情的過程中，把更多資金投向了全面的醫療系統，當美國各州爭奪呼吸機，擔心檢測越多，醫院負擔就越重，從而拒絕更多檢測的的時候，中國進行著重點城市和各類服務業群體的全方位無死角檢測。這其實就是對中國各大產業和各類公司的最大的補貼和援助，以至于到目前為止，中國國內航空業已經恢復到了超過此前高峰時期的90%，人口聚集程度最高的電影院線市場，中國票房也創出了階段性新高，目前已經超越北美，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影票房市場。

其實中國經濟從疫情當中的復蘇，對于行業發展來說，不僅僅是一個數字，而是行業和科技發展的延續性問題，美國這次丟失的，不僅僅是GDP，還有企業數據的積累，以及創新節奏的延續。

這就好比跑步比賽，節奏一旦被打亂，對于一個賽手來說，意味著需要付出更大的體力消耗，甚至直接會決定比賽結果。

七

當然，很多同學肯定會說，疫情畢竟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不能用疫情來說明更長時間的國家競爭問題。

其實我們一方面可能遠遠低估了疫情的影響，另一方面除了疫情，還有很多關于美國創新領域遇到的問題需要繼續討論。

關于疫情，是否真的會改變歷史進程，暫時還不好說，但我說幾個案例，比如如果不是瘟疫，早在600多年前，蒙古人可能就完全征服歐洲，那歐洲文明是不是得重寫？最近美國有媒體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說中國明帝國的滅亡實際上是因為瘟疫，我個人覺得可能是在警示美國政府。另外如果不是瘟疫，第一次世界大戰可能不會那么快結束，恐怕也會影響到而后的世界格局。

肖磊：區塊鏈技術尚未在現實場景中帶來真正的價值:區塊鏈正處在投資風口，廣西、成都等地政協委員就建議當地政府培育區塊鏈產業，杭州甚至把“區塊鏈”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數字貨幣分析師肖磊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企業運用區塊鏈技術嫁接到自己的業務上，可能會影響到運營效率、商業模式、后期競爭壁壘以及消費者心目中的認知，不過從目前來看，區塊鏈技術尚未在現實場景中帶來真正的價值。[2018/3/8]

除了疫情導致的特殊時期，我們繼續探討關于美國的產業創新常態問題，這個問題需要跟中國的產業發展對比來說。

就拿5G技術來說，美國為什么沒有引領這一產業呢，是美國人認為5G技術不好嗎？美國科技領域不發達？完全不是，最關鍵的問題是美國各方利益的協調出了問題，這里面就包括研發、設備制造、市場終端，以及軍方對頻段的占用等等，最后就只能眼睜睜的看著中國在這一領域迅速發展。

問題是，為什么美國無法協調各方呢，這就是制度的缺陷，缺乏國家層面的戰略協調，不是按照民眾需要和效率原則，而是按照利益博弈，這種背景下，等你博弈得差不多了，別人已經領先你了。

所以美國這種制度缺陷，在其絕對領先全球的時候，是看不出來的，這就好比當你領先對手足夠多的時候，你在半路上跟人打一桌麻將然后再趕路，對手也是跟不上的，但如果你跟對手的差距越來越小，只要你稍微停頓一下，對手就可能會超過你。

當然，很多人可能會說，美國這種利益博弈機制，雖然看上去速度慢、效率低，但也是一種天然的糾錯機制，后勁會更足，其實這么講也沒有錯，問題在于如果每一個產業的發展都要經過一番利益博弈，你就很難保證最終的結果都是選擇出正確的方向，那么日積月累，一旦遇到真正的對手，所產生的后果可能就是自身諸多產業領域的滯后。

我再舉幾個例子，比如高鐵的發展，美國由于高速公路、航空等十分發達，傳統鐵路也相當的完善，所以對高鐵的需求不是很明顯，高鐵就沒有發展起來，但其實美國沒有發展起來高鐵，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航空公司等各方利益的遲滯。

大家應該知道高鐵對航空業的影響，比如鄭州到西安的高鐵開通之后，兩地航線很快就停了。再比如京滬高鐵開通之后，對京滬航線的分流就超過了50%。

可以說，未來1000公里以內的城市之間一旦開通高鐵，意味著兩地之間的航線會被大幅分流，甚至是完全被高鐵取代。而這樣的距離，在任何國家都是非常繁忙的航線，拿美國來說，紐約到華盛頓只有三百多公里，但就算在疫情期間，每日的航班數量也達到了20班，這如果是開通了高鐵，誰還會坐飛機呢？

那美國政府也不想修建高鐵嗎？美國民眾真不需要嗎？非也，十年前，加州就開始修高鐵，民眾呼聲也非常高，而且聯邦政府還給了加州35億美元，也批準了超過100億美元的專項債發行，結果最后工程還是爛尾，聯邦政府給州政府的35億美元州政府也沒有還給聯邦政府。

當然，你硬要說美國不修高鐵，是因為環保，以及各種成本，又或者是沒有技術能力或人口比中國少等，我也無話可說。我想，技術先進且大規模統一化的基礎設施建設對一個國家的發展到底意味著什么，這個美國政府心里最清楚。

要知道在歷史上，美國人口更少的時候，對基建的瘋狂也是令當下的我們吃驚的。美國在19世紀中葉，南北方矛盾加劇，以及南北戰爭爆發的那段時間里，修了數十萬公里的鐵路，美國最多時修了超過40萬公里的鐵路，林肯就是美國太平洋鐵路最主要的推手。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期間，美國可以用410天建起帝國大廈，在戰時16個月建造了五角大樓。美國現在的油氣管道，占全球的超過30%，包括中國、日本、印度等在內，整個亞洲的油氣管道加起來都沒有美國多。

估計大家也看出了點名堂，美國只有在“非常時期”，才能協調各方利益，推動基礎設施建設，鐵路主要是南北矛盾加劇，以及南北戰爭期間，城市建設擴張主要是大蕭條期間等。其實12年前加州高鐵，也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推動的，危機過去了，也就推不動了。

最近美國陷入新冠疫情帶來的經濟大蕭條階段，又重新開始批準高鐵建設，美國聯邦鐵路管理局已經批準了得克薩斯州休斯頓和達拉斯之間的高速鐵路項目，預計該項目最快于明年上半年開工，2027年建成通車。

因此，美國不是不想建設高鐵，而是根本就推不動，除非是趕上非常時期。這本身對于社會經濟和科技發展來說，就是一種制度性缺陷。

當然，現在還有很多人，無論美國出現什么現像，都能解釋為科學、合理、文明等等，就拿這次疫情來說，明明就是沒控制住，給美國經濟帶來了百年都不遇的沖擊，結果還是有人說，萬一人家完成了群體免疫呢，中國不是吃大虧了？其實最近美國已經出現了二次感染的情況，而且二次感染之后患者病情更加嚴重。

八

再比如電動車的發展，中國目前無疑是全球最大的電動車市場，今年上半年中國市場的電動車銷量超過了31萬輛，美國只有8.7萬輛。美國電動車的發展明顯慢于中國，這當然有美國自身的考慮，以及美國油價便宜，大家對內燃機汽車依然有不可替代的需求，但還有兩個原因大家可能不知道。

一個是美國的石油企業反對給電動汽車進行稅收補貼等，另一個是美國的很多州都禁止或限制特斯拉的直銷汽車商業模式，因為美國汽車產業鏈里面，權力最大的實際上是經銷商協會網絡，特斯拉不經過經銷商的模式，讓美國的汽車經銷商生意受損，所以遭到了反對。

那我們再來對比一下，在中國，航空公司等能遲滯高鐵發展嗎？能游說國家不要批準高鐵建設嗎？石油公司會反對給電動汽車補貼嗎？這種可能性幾乎沒有。當然，很多人可能會說，美國航空公司等反對修高鐵，石油公司等反對發展電動汽車，是陰謀論，其實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數學題，根本用不著過多的邏輯推理。

中國之所以可以免受利益集團的阻撓來發展新產業和新經濟、新技術，原因就是中國的社會制度本身就是用來解決這些問題的，這就使得政府能夠通盤考慮，在產業發展方面，基于全民利益，而非基于簡單的利益集團的博弈。

我并不是說不需要博弈，而是博弈本身不能大范圍的抑制社會的進步，比如中國的移動支付，主要是支付寶和微信支付來推動的，其實這本身就是一種很好的說明，因為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的發展，實際上給中國的傳統銀行業帶來了很大的挑戰，甚至給監管帶來了很大的挑戰，但正是因為移動支付是更為先進的發展趨勢，中國政府依然保護了這一市場的持續發展。

其他很多國家沒有發展起來領先中國的移動支付，難道真的是因為中國技術更加領先？其他國家不需要移動支付？

當然，可能你會說，如果不是政府的“管制”，中國的移動支付會發展得更好，但請注意，如果沒有政府來權衡，讓市場各大主體不擇手段的自由博弈，大家可以想想后果。

真要是讓移動支付公司跟傳統銀行業展開博弈，恐怕支付寶和微信支付根本就不是銀行的對手，因為掌握的資源是完全不同的，其結果就是中國的移動支付會因為各種理由，被銀行業“封殺”，那至少中國的移動支付普及會需要更長時間，直接阻礙中國經濟的發展和轉型。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最近十年來，支付寶、微信支付等跟銀行業之間的恩怨情仇。

當然，中國正在推動更為先進的支付手段，那就是官方數字貨幣，一旦官方數字貨幣推出，支付的便捷性會進一步增加，這個時候會直接沖擊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等移動支付市場，移動支付市場不高興也沒有辦法，只能是想辦法如何接入未來數字貨幣的發展新體系。

九

在討論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經濟學的時候，很多時候我們已經默認了，“人民創造歷史”、“始終站在人民一邊”，始終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等，但西方經濟學關心的是社會主義經濟學里面對“剩余價值”、公有制等層面的討論，所以很多人會變得警惕，但這種討論實際上是不對等的，也就是說雙方不在同一個層面。

如果把“剩余價值”和公有制的討論，放在產業發展當中的利益博弈的角度來看，實際上是很好解釋的，“剩余價值”和公有制的存在，并不是說存在剝削和否定私有財產，而是為了讓更多的商業主體，不至于在爭奪“剩余價值”的過程中，掣肘整個國家的科技和經濟發展。

這就好比說，一個強調的是天體運動的軌跡，另一個則始終跟你討論的是天體的物質組成，而天體物質的組成，始終是一個戰術問題。

我在上一篇分析里已經有詳細的分析，提到了“納什均衡”，其實在戰術層面，只要是進入國際競爭的經濟體，都會變得越來越像，這就好比說，從產品和服務等層面，你很難看不出來哪個來自社會主義，哪個是來自資本主義，你不能說社會主義的手機就是按鍵的，而資本主義的手機就是觸屏的，所以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造出來的東西一定是越來越像，甚至是中國的產品，也得主動去適應美國人的消費理念，而美國的產品，也會主動去適應中國消費者，這已經不是相似或學習，而是迎合，我覺得這沒有任何問題。但從商業背后蘊藏的戰略力量來源來說，雙方有著本質的不同，這才是需要堅守和區別看待的東西。

那很多人也會懷疑，最終哪種力量更強大，或者說更符合未來世界發展的趨勢呢，我覺得這真還不好說，就像新冠病的全球爆發，會讓很多人重新思考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邏輯。

中國很多集體主義等意識，實際上更多的是中國人經歷了太多的自然災害，中國有足夠長的歷史，知道什么才是對人類最大的威脅。但西方不同，其實西方文明有很多斷點，有很大一部分是由阿拉伯人給留存下來的，并不是一個延續的文明記錄，后繼者對歷史的選擇性極強，甚至是偏執的。假設未來再經歷幾次比新冠病還要嚴重的天災，我相信西方也會更多的依賴于集體主義來爭取生存權利，而不是堅持“要隔離毋寧死”的邏輯。

其實中國的社會制度，本身也是中國社會在不斷的發展當中淘汰出來的最適合中國的制度，中國數千年的歷史文明，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經驗和教訓的集合，這是中國用之不竭取之不盡的瑰寶。

我舉個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秦國一直是被中原各國看作是蠻夷、落后，文化上采取法家的大一統專制，缺乏開放，但到了后期，秦國用戰國時代三分之一的土地，創造了三分之二的財富。而類似齊國這樣，商業立國，文化上多元、思想爭鳴，小政府大社會的模式，實施五都制，才是真正具備吸引力的國家，齊國宰相管仲就是當時最著名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但齊國反而更具有侵略性，在軍事上齊國讓魯、宋、陳、蔡、衛都先后屈服，譚、遂兩國被齊國消滅，也屢次打敗魏國等強國完成了霸業，同時也有跟秦國爭霸的野心，但最后大家也都知道了，秦國統一了中原各國，而不是齊國。

當然，你會說，秦國很快也沒有了啊，問題是，自秦國之后的漢朝開始，幾乎全都實施了秦國的各種社會發展模式，包括對中國歷史影響最深遠的郡縣制，一直延續到大清。那秦國模式為什么會勝出呢，原因其實并不復雜，一直以來，中國都在面臨兩個威脅，一個是外部敵人的入侵、騷擾，另一個是內部的生存。

為了應對外部的戰爭威脅，就需要更強大的動員和組織能力，而為了內部生存，就要不斷的改造自己的土地。所以今天我們不僅看到了秦始皇兵馬俑，也看到了秦國時期修建的，全世界迄今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無壩引水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都江堰。還包括秦國修建的鄭國渠灌溉系統，開啟了引涇灌溉之先河，對后世引涇灌溉引發了深遠影響。再加上秦朝開始的書同文車同軌等，對中國統一性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這種歷史對今天的世界又有什么啟示呢，其實中國依然面臨著兩個挑戰，一個是外部威脅，另一個是內部生存。美國已經把中國列為頭號“威脅”，形容為全方位的競爭對手，而內部來說，這次新冠疫情，已經證明了，各類基礎設施建設等對內部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性。

未來依然如此，人類所面臨的，不僅僅是人類自己的威脅，更大的威脅實際上是我們生存的環境。如果在未來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不斷的發生類似新冠疫情，或者更多自然災害事件，什么樣的國家更有機會存活下來呢？中華文明的延續，不正是在說明西方所推崇的“適者生存”這樣一個道理嗎？

十

最后再回應一下開頭提到的農業和土地資源的問題，其實如果按照發達國家的標準，中國很多地方都是不適合人類居住的，發展經濟更是免談，美國早在新中國建國初期，像當時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等，就明確的斷定，不管是誰執政，都解決不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

艾奇遜的原話是：歷代政府都沒有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同樣，共產黨政權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但事實是，中國人不僅走向了小康，而且讓很多被國際社會被認為是不適合人類生存的地方，發展起來了經濟，這恰恰是規劃和政府機制所起的作用，從都江堰到京杭大運河，再到如今的各類鐵路、水利和公路、航空等基建、互聯互通工程，中國把一個地形和民族等都極其復雜的國家，改造成了如今團結奮進，接近現代化的樣子。

如果縱觀中國歷史，其實就是一部跟自然條件和外部威脅作斗爭，以及在大統一機制下，用各種辦法改造國土的歷史。盡管中國的大部分土地是貧瘠的，但中國也不會選擇用侵略來獲得更肥沃的土地，如果真正去看過中國西北地區和西南地區梯田的同學，就知道中國人一直以來是如何把既有土地資源發揮到極致，從而繁衍生息的了。

新華社拍攝的中國梯田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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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基礎設施建設的問題，其實核心還是國土規劃和經濟規模發展，以及如何定義未來中國所發揮的作用的問題，我這里舉兩個簡單的例子，比如美國經濟的強大，其實其中一個就是美國人口和資源的流動性依然是世界上最強的。美國人口只有中國的不到四分之一，但依然締造了全球最繁忙的高速、鐵路、水路和航空等系統。

按照統計，美國人一生當中至少都要搬七、八次家，多的要十來次、二十次不等，人均搬家12次，堪稱世界之最。放在全球范圍內來看，美國仍然是流動性最強的國家之一。也就是說，美國人大部分時間都在路上。這就是為什么我在上一篇文章里，談到要擴展高速公路觸角的原因，其實我們對高速公路的使用，會隨著中國人口及各類資源流動性的進一步提高，而變得越來越頻繁。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無論新基建還是傳統基建，現在看著一些基礎設施過剩，那是因為很多需求我們根本沒有被激發出來，還有很多需求是動態產生的，你現在可能想都想不到。這個需要交給時間。

另外，中國地處亞歐大陸核心樞紐地區，中國未來的定位是國際樞紐，這種背景下，中國對基礎設施的建設，不能只著眼于國內，還應該考慮到整個亞歐大陸的國際需求。比如中國已經成為越南很多產品運往歐洲的主要陸路通道，日本也在通過中國的亞歐陸路通道，來增加通過中國，將日本貨物運往歐洲。

其實這就是中國發展邏輯的不同，比如俄羅斯，至少在鐵路發展方面，就過于保守了，為了“防守”，采取了寬軌，致使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亞歐大陸的陸路發展和高效運輸，中吉烏鐵路，現在就卡在大家到底是要采用寬軌還是標準軌上面，這就是蘇聯采用寬軌帶來的遺留問題，實際上完全沒有必要，收過路費比賣資源其實更劃算，更能拉動經濟整體發展，俄羅斯和中亞各國應該盡早明白這一點。

中國在發展各類標準方面，都是跟國際接軌，而如今的美國，在很多時候為了展現自己的領導力和個性，也可能跟當年的蘇聯一樣為了“防守”，其實在制定和采用國際標準方面，實際上在走回頭路，也就是自我孤立，這一點我就不展開來說了。

在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我們不能說中國的心有多大舞臺就有多大，但按照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和危機意識，我們絕不會再次錯過世界的新一輪地緣和技術革命，至于我們的競爭對手，按照美國精神病學家羅斯的理論，可能會經歷這樣五個階段：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沮喪和接受。

文/肖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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