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深度理解元宇宙：從Cyborg、OBE、MEME說起_元宇宙數字虛擬人概念股

2021年度的最熱網絡詞匯元宇宙，還會在2022年熱一陣子。

短短半年時間，元宇宙攪動商圈、資本圈、媒體圈，一大波新公司誕生，一大批元宇宙圖書出版，我收到的就有趙國棟、易歡歡等《元宇宙》、《元宇宙通證》，于佳寧、何超的《元宇宙：開啟未來世界的六大趨勢》等。

朱嘉明老師在去年6月份發表的長文“元宇宙和后人類社會”，很好地梳理了“宇宙學”這一西方文脈中重要的思想淵源，講述了基于VR技術的元宇宙來龍去脈，解析了元宇宙思想的哲學基礎和未來面臨的6大挑戰，是難得的精彩文章。

這些睿智之作，令人受益良多。不過我總覺得好像缺點什么，也還沒完全想好，姑且以三個關鍵詞（賽博格Cyborg、脫體體驗OBE、迷因MEME）為引，談幾點我自己的粗淺感受，向各位大家請教。

Cyborg，賽博格

這個詞大家都很熟悉，很多人認為出自美國人類學家唐娜.哈拉維（Donna Jeanne Haraway，1944- ）之手，也就是她1985年發表的《賽博格宣言》。其實這個詞語真正的提出者，是當時在美國紐約的羅克蘭醫院醫學中心的兩位研究員：首席科學家克萊恩斯（Manfred Edward Clynes，1925－2020）和研究中心主任克萊恩（Nathan Schellenberg Kline，1916- 1983 ）。

1960年9月，他們在美國《航空雜志》上發表了“賽博格與空間”的文章，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認為與其在太空中為宇航員提供“仿照地球的生存環境”，不如用生物機電技術改造人的機能。這在美國航空航天局成立不過2年，美國開展太空探索的初期，無疑是一個大膽的構想。

兩位作者提出的Cyborg構想，將生命有機體與“外源性生物機電裝置”連接起來，改善和調節生命體所需要的生存條件（溫度、壓力等），以及血液、生物酶、循環系統、平衡系統、感知環境，甚至精神性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克萊恩斯本人是一位技藝精湛的音樂家、鋼琴演奏家（曾為愛因斯坦演奏），是最早一批（1954年）運用計算機模擬技術，研究和構造人的感知循環的學者，1960年就發明了一臺便攜式筆記本電腦，造價高達一萬美元，用于提取生理電信號，研究大腦神經元的活動；克萊恩則是“精神藥理學“的開創者，曾與團隊開發出治療高血壓的利血平，以及治療抑郁癥的異丙煙肼類精神藥物，兩次獲得拉斯克獎（被譽為美版諾貝爾獎）。

克萊恩斯和克萊恩，兩位學者在60年代研究“生物-機電復合體”并非孤例。上世紀40-60年代，美國電子、控制、信息和神經生理學術界和工程界，舉行了一系列的小型研討會，極大地促進了這一領域原創性思想的深入和擴散。

比如，1947年冬天到1948年春季，控制論創始人、美國數學家維納為了深入探索“通信”這一術語在不同學科的理解和應用，把通訊領域的科學家和工程界的人組織在一起，在波士頓地區舉行“星期二晚餐會”，參加這一聚會的，有當時的MIT電氣工程系教授威斯納（后來是MIT校長）、有利克立德（后來的互聯網奠基人之一），有數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工程師、聲學和神經生理學家等。正是這樣的討論會，形成了控制論的三個核心思想：系統、反饋、人機關系。

維納當時的思想，傾向于將機器擬人化，比如傳感器對應人的感官，控制執行機構對應人的神經系統、運動器官；人機交互，對應通信的基本過程，輸入和輸出。

對控制論的理解，可以說從一開始就微妙地劃分為兩個陣營：一個是機械主義；另一個是認知主義。前者將人理解為機器，致力于用還原論的數學物理工程方法，試圖發現有機體的結構和運動機理，轉而用機械方法重構有機體。后一種則將有機體視為黑箱，致力于從信息通信、行為交互的角度，建構有機體的行為范式，轉而用控制論的方法建構有機體-機器的可控的模型。

再比如，紐約梅西基金會在1952年3月舉行的梅西會議。與會者包括人類學家貝特森，他的妻子、社會學家瑪格麗特-米德、神經生理學家羅森布魯斯、與維納共事研究防空預測項目的畢格羅、以及英格蘭巴恩伍德療養院的阿什比等。其中阿什比和貝特森是值得關注的兩位，也是“被遺忘”的兩位先驅。

阿什比早年開發的“同態調節器”，充分展示了他對“人機交互”的深刻理解。他認為，“同態調節器既是系統，又是環境”；貝特森贊同這一點，認為“大自然并不會把有機體和環境區別開來”。

阿什比認為，“大眾所神往的控制論想法是錯誤的，它不是關于思維的機械化設備。判斷一臺機器是否有資格成為大腦的關鍵指標，并不是這臺機器是否具備思維能力，更重要的是它是否能夠作出某些行為。”貝特森在他的著作《朝向思維生態學》中寫道，“思維并不是存在于人的頭顱之中，而是存在于整個系統中：思維內在于這個更大的系統——人類與環境共同組成的系統。”

不知為何，維納并未參加梅西會議。但從梅西會議透露出來的信息來看，這是與“控制論”字面含義完全不同、更具有深度的思想，即“人-機共同體”的思想。這一思想，我認為也是上世紀90年代末期，具身性智能概念崛起的先驅，甚至是這一波人工智能再度興盛的思想源泉。

進入80年代后，微型計算機（個人電腦PC）進入了“圖形用戶界面（UGI）”時代。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這個轉折點的始創者是美國施樂公司的帕羅阿托研究所（這個研究所孕育了眾多計算機關鍵技術），以及喬布斯設計的蘋果麥金托什機器。

1985年，哈拉維在《社會主義評論》上發表了著名的的“賽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她將賽博格描述為“對嚴格界限的摒棄”，即那將“人”與“動物”，以及“人”與“機器”分開的界限。她認為，“一個賽博格就是一個生控體系統，是機器和有機體的一種組合，是社會現實，同時也是小說里虛構的生物。”她用C3I這個著名的符號（指揮、控制、通信+情報），說現代戰爭是賽博格的狂歡，“我們都是賽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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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維是一位哲學家，尤其是后現代和女性主義哲學家，美國加州大學圣克魯茲分校教授。她的著作還包括《靈長類視覺——現代科學世界中的性別、種族和自然》、《類人猿、賽博格和女人》等，目的是解構人們對于身體、性別、族裔的認知。在《賽博格宣言》中，她批判了傳統的女性主義觀念，特別是女性主義者強調的身份認同，宣言主張以親近性（affinity）取代結盟（coalition）。她用賽柏格的形象，敦促女性主義者超越傳統的性別、女性主義和的局限。

眾所周知，在二戰之后的20年里，對“彈道導彈+原子彈”的恐慌，轉化成瘋狂的自動裝置、智能裝置的研發，進而與波濤洶涌的60年代反叛思潮、反主流文化糾纏在一起，極大地釋放了人們對機器、對未來、乃至于對上帝的想像力。

可以學習、自我復制、自我創設的自動機器，不但意味著更強大的武器系統、防御體系，也意味著機器日益緊密地滲透、嵌入到有機體的行為之中，進而重新塑造人的認知。

在這20年里，涌現了大量的新聞解讀、科學著作、科幻作品，如《新聞周刊》1945年的封面文章《按鈕戰爭》、1950年MIT戲劇社上演的科幻劇里出現的“機器人”、阿什比1952年的《大腦設計》、1960年利克立德的《人機共生》、同年Maxwell Maltz的《心理控制論》、Alice Mary Hilton1963年的《邏輯、計算機器和自動化》，以及她提出的賽博文化、馮內卡特1966年的《2001:太空漫游》、1968麥克盧漢的“地球村”、Herman Kahn1967年的《公元2000年》等等。

賽博格這個術語，可以看作維納的控制論“失控”的一個標志，也可以看作控制論思想超越工程技術，進入有機體生命世界，進入學、社會學、人類學領域的一個分水嶺。

在這一概念的催化之下，60年代涌現了大量新奇裝備，包括即時感知設備、外骨骼系統、人機合體、增強觸覺、頭盔顯示器、行走機器人等等。這一概念在當時的語境下，被認為是尼采“超人”理念的覺醒，是機器的覺醒，是這樣一種信念：人類進步不再被動由生物進化所驅動，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1965年，英國數學家Irving Jack Good認為，“人類的存亡取決于超級智能機的早期建設”，1970年，科幻小說家Vernor Vinge將“智能大爆炸”命名為“奇點”。

2005年，預言家Ray Kurzweil出版了《奇點臨近》一書。他更在2009年成立了奇點大學，認為2045年“生物學意義上的人類將不復存在。”

可以說，賽博格這一概念，是超越傳統機械還原論的兩分法思想的一個重要標志。一方面，對生命的理解不再局限在有機體，整個自然環境都是活的，是充滿生機的。1968年英國獨立科學家、環保主義者James Lovelock和美國生物學家Lynn Margulis提出的蓋婭理論，充分體現了這一點。

可以說，從控制論到共生論的轉變，是賽博格引發的深度思考。這一思考到今天看依然充滿活力。

當然，需要看到的是老一輩控制論創立者維納的擔憂。由英國倫敦國王學院軍事研究系教授，生于1975年的托馬斯·瑞德撰寫的《機器崛起：遺失的控制論歷史》（王曉，鄭心湖，王飛躍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非常好的回顧了這段歷史。今天看來，其實真正遭受遺忘的是控制論的創始人、數學家維納。他看上去像一個悲觀主義者，但其實是二戰以來為數不多的飽含人文精神的科學家。在1961年新版《控制論》中，維納問道：機器可以生育另一個機器嗎？他指出，“如果機器變得越來越有效率，并且在一個越來越高的心理層面上運作，那么，機器占統治地位這一災難將距離我們越來越近。”

OBE，脫體體驗

大約十年前，我開始在大學課堂和各類論壇峰會上，分別以“互聯網前沿思想”、“互聯網：千年大事”、“認知重啟”、“互聯網到底改變了什么”等為題，探討互聯網的思想淵源。其中反復提到的一個詞，叫做“OBE（out-of-body experience ，脫體體驗）”。這個詞代表過去20年來，計算機科學家、心理學家、神經生理學家，甚至哲學家所做的一系列實驗。這些實驗有一個共同的指向，就是回答一個問題：在虛擬環境下，人的自我認知、自我意識，將會發生何種重要的變化。

OBE（Out-of-Body Experience）這一術語，是英國數學家、物理學家、無線電工程師和超心理學家泰瑞爾（George Nugent Merle Tyrrell ，1879 - 1952)提出的，他參與了早期無線電技術的發明，但最感興趣的還是“人的幻覺”這個主題。1943年，在他出版的《幻影（ Apparitions）》一書中，創造了OBE這個術語，這個詞也被通俗地翻譯為“靈魂出竅”。不同于一般的“通靈術研究者”，泰瑞爾關注的幻覺行為，是某種人通過“超出肉體”的超感知幻覺，從體外“看到自己”的一種難以言說的神秘體驗。實驗心理學、生理學家發現，OBE 可由創傷性腦損傷、感覺剝奪、瀕死體驗、解離性和迷幻藥物、脫水、睡眠障礙引起，也可以通過做夢和對大腦的電刺激等原因引發。也就是說，OBE可以被某些外源性因素來誘導和引發。

最高法：推進區塊鏈等技術在知識產權審判和司法工作中深度應用:11月9日消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楊萬明在新聞發布會上通報，《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支持和保障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由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會審議通過，今天發布實施。《意見》指出將完善技術事實查明認定體系，推進區塊鏈技術在知識產權審判中的廣泛應用；全面推進區塊鏈等信息技術在司法工作中的深度應用，提高司法工作智能化水平，全面加強智慧法院建設。加強數字貨幣、移動支付、與港澳金融市場和金融(基金)產品互認等法律問題研究，服務保障深圳金融業創新發展。（最高人民法院官網）[2020/11/9 12:04:31]

比如說，睡眠麻痹（sleep paralyzes）是這樣一種狀態，在醒來或入睡期間，一個人有意識但無法移動或說話。民間俗稱“鬼壓床”。在睡眠麻痹期間，人們可能會產生幻覺（比如聽到、感覺到或看到“神靈鬼怪”或者嚇人的事物。這種感覺往往讓人覺得窒息或感到恐懼，并伴有胸部壓力感和呼吸困難。

2007 年 8 月，當時在倫敦大學學院神經病學研究所的Henrik Ehrsson，在《科學》雜志上發表了一項研究，展示了一種透過虛擬現實技術的實驗方法，該方法誘導參與者出現OBE的體驗。據稱實驗過程如下：

研究參與者坐在椅子上，戴著一個VR頭盔。頭盔上所連接的左右兩個攝像頭，放置在參與者身后兩米處。

研究人員站在參與者旁邊（在他們的視野中），并使用兩根塑料棒同時觸碰參與者的胸部和背后虛幻身體的胸部。

經過多次觸碰之后，對虛擬身體采取的任何擊打動作，將引發參與者自身的生理反應，比如尖叫和躲避。

這一實驗有多個團隊以類似的方式進行。實驗揭示了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

我們的“感官-認知”系統，經歷上百萬年進化的塑造，已經固化成為某種認知閉環。經由“六根”（眼、耳、鼻、身、舌、意）帶來的感覺刺激，是形成大腦對外界反應、印象、觀感、體驗和認知的核心。這個固化成型的認知閉環，會帶來兩方面的認知“準則”：

第一，各個感官各司其職，功能是固定的；比如眼睛是用來看的；耳朵是用來聽的；

第二，各個感官通道被我們使用的比例是固定的，比如視覺輸入和聲音輸入，所傳遞的信息有固定的分配比例。

事實上，認知神經科學家已經發現，從大腦神經元的底層結構看，存在所謂“聯覺”的現象，也就是說，大腦神經元其實是一樣的，這種感覺分工，只不過是千百萬年物種演化的結果。

這跟OBE什么關系？事實上，OBE實驗的意義在于，它揭示了從認知底層“重新塑造感官閉環”的可能。上述實驗的迷人之處在于，當技術手段可以用來把人的視覺、觸覺等錯位連接，人就可能進入某種迷失的狀態，人會恍恍惚惚。

人這個物種長期演化的一個結果，就是感覺-認知閉環已經塑造成型；換句話說，人類與環境的長期交互，已經使這樣的感官-認知閉環成為人類與自然、世界接觸、交互的重要基礎。甚至是神經-生理基礎。今天的智能科技（包括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等等）已經出現這樣的可能：重新編碼、塑造這一感官-認知閉環。這件事情非常重大。因為人類迄今所積累的全部知識、經驗，都源于舊的感官-認知閉環。我把這個過程稱作“六根重塑”。

今天的虛擬現實技術，或者脫體實驗，還僅僅是個實驗，你假如想象未來裸眼3D技術，增強現實技術，沉浸式虛擬現實，未來的客廳、臥室、教室、醫院、辦公室，今天我們所能想象的這些空間，都被虛擬現實技術裝備之后——真正的“元宇宙”降臨，人將會被再度“塑造”成何種物種？

這半年來我也參加了一些關于元宇宙的研討會，但感覺不是太好。這些異常興奮的談論者，除了把元宇宙當作“下一個風口”、“萬億級商機”之外，其實思想上需要深究：元宇宙的焦點是人的重塑。。

我在1月19號，寫了一段話，給葦草智酷的合伙人們，覺得對元宇宙的討論，亟待從思想上做更加扎實、細致的梳理。主要有這5點：

為何“元宇宙”對未來如此重要？

元宇宙是非常重要的“聚合框架”，把此前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加密貨幣、物聯網等數字科技很好地綜合在一個有機的框架中，并聚焦符號表征、計算、交互、具身性等數字世界建構的基礎技術，致力于構建與實體世界相互連通、相互影響、相互塑造的數字世界。

元宇宙的生成與建構過程，將深刻改變以往人們透過感官界面認知世界的過程，大大拓展（延展）人的感知能力和感知界面，進而深刻影響傳統知識建構中諸諸如哲學、心理學、語言學、人類學、歷史學等領域的核心觀念，深刻影響人類對過往知識積累中沉淀的思想觀念、道德倫理、自由意志、生命智慧等。

這個議題亟待從開放、跨語際、跨代際的角度深度研討。

元宇宙到底蘊含何種思想和觀念的重大變革與挑戰？

表面上看，元宇宙是人類認知界面的拓展和人類感知能力的增強。但元宇宙帶來的重要挑戰和蘊含的風險，更值得深入思考：虛實世界中，多重自我下的人格分化，乃至于人格分裂問題；虛擬生命的自我意識與自由意志問題；善惡問題與倫理挑戰；世界秩序的來源與基本支撐；意義問題等。

元宇宙蘊含的催生全新觀念的可能性？

數學宇宙的合理性（基于惠勒的萬物源于比特思想），平行世界與多重宇宙；世界的連續性、離散性與隨機性；無機物與有機物的邊界與融合；實時、并發、連通性與場域；存在萬物統攝的大框架嗎？天人合一的觀念如何更新，以及元宇宙下的新神話是什么？

人的認知重啟與行為重塑是什么？

聲音 | 石家莊市委常委趙文鋒：加快區塊鏈等新興技術與制造裝備等產業的深度融合:石家莊市委常委、秘書長、高新區工委書記趙文鋒在高新區召開工委擴大會議。會議上，趙文鋒表示要聚焦全年目標任務，把推動經濟平穩較快運行作為落實省委、市委全會精神的緊迫任務，全面強化項目保障、手續辦理、服務質量等各項措施，確保經濟運行穩中有進、持續上行。要聚焦產業提質升級，認真落實“4+4”現代產業發展戰略，加快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與生物醫藥、制造裝備等產業的深度融合，全面加快提質升級步伐，爭當全市改革發展排頭兵。（石家莊日報）[2019/11/15]

是否存在新的覺醒時刻？智能技術框架下的人-物關系與人-機關系是什么？技術介入生命與可編撰世界的元規則與技術本體論；人的自我馴化將如何重新定義生命？

可以預見和預期的元宇宙演進路徑是什么？

元宇宙可能以集聚的方式，催生一個前所未有的“創造性追溯”時代，人們將在虛實交互的環境下，重新理解此前被定居文明塑形的歷史。傳統的知識構造方式被全面重新審視，這種重新審視的方式將以主要以參與式、沉浸式、交互式游戲的方式展開。游戲不再是純粹的娛樂、消遣，甚至消耗，游戲是積極的、生產性的。（德勒茲、巴塔耶；劉慈欣《超新星紀元》，創造“玩”的世界）

重新審視“世界共識”的產生方式與維系方式，超越基于善惡二元、黑白兩分的世界建構，超越基于理性計算、意識形態和族裔認同的世界建構，從同理心轉向同情心；重新理解崇高與神圣的力量源泉。

今天的知識譜系、以及人類的認知方式，已經蘊含極大的底層Bug，但是操作系統已經板結得如此堅硬了，重新替換這個操作系統的機會已經不存在了。但挑戰恰恰在于，這一舊的知識譜系，難以支撐未來。

MEME，迷因/模因/迷母

前不久以92高齡去世的美國社會生物學家E. O. 威爾遜（Edward Osborne Wilson，1929-2021），在40年前有一部著作《基因、心靈與文化：協同進化的過程》，這是他與加拿大多倫多醫學教授查爾斯· J. 拉姆斯登（Charles J. Lumsden, 1949-?）共同撰寫的。在這部書里，作者深入詮釋了1976年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提出的MEME（被譯作迷母、迷因）概念，從而讓底層的基因與上層的社會文化基因之間，形成某種錯綜復雜的交互與勾連——試圖探究、跨越這種層級間的束縛，事實上一直是西方思想，以及科學藝術文化永不衰竭的“母題”。

從世俗角度說的。今天人們所擁有的知識、能力，實際上超出了理智可以掌控的范圍。比如智能科技就是如此，OpenAI公司推出的GPT-3深度學習算法，就是一例。如果強大的算力已經能夠吞下整個人類生產的所有文本、符號，并飛快地“消化”之后，這個世界就被越來越多的“機器生產內容”所包裹。這是無法掙脫的未來。沒有剎車。技術倫理已經無能為力。因為思考總是“離線”的、沉靜的。但速度革命不會再給你從容不迫思考的太多余地了。一個被迫卷入、裹挾的人造世界，更加真實的展現在面前。

MEME這個詞，很好地概括了這一處境：人的塑造不再單一仰仗生物意義的“自然進化”（這一進程自打人類開口說話、使用石器的50萬年前就開始了，只是最近的50年在極速狂奔），而是需要同步接收“人造世界”的洗禮和馴化。一種既是天生的，又是自建的生命歷程，同步展開，且難以彼此剝離。

基因Gene和MEME（被翻譯成迷母，謎因）之間的交互作用，是理解個體與群體、個體與社會之間共生演化的關鍵。這一觀點來自社會生物學家威爾遜。后發現越來越多的神經科學家、腦科學家，還有社會學家不約而同地聚焦這一問題：復雜思想的重要學者Holland所說的“膜”、“層級”、“適應”。這一解釋路徑，極有可能受到“計算、編撰”理論的影響，從而把生命-社會的演進機制，轉化為“積極有為”的目標導引。這既給人啟發，又令人憂慮。

為解釋意識的起源和機理，對大腦深處的神秘機能的探討，在100年前就開始了。1928 年的某一天，加拿大腦神經外科醫生威爾德· 彭菲爾德（Wilder Graves Penfield）正在給一位患者做手術。手術探針接觸到病人右側顳葉的某個部位時，彭菲爾德小心翼翼地施加電流，刺激這個部位。奇跡發生了——病人仿佛看到了多年以前的熟悉畫面，甚至“聞到了熟悉的味道”。電流刺激大腦皮層，竟然“喚醒”了病人沉封已久的記憶。25 年的持續研究后，彭菲爾德提出了“中央腦系統”學說，并因此被譽為腦神經科學的鼻祖。?

美國哲學家希拉里· 普特南（Hilary Whitehall Putnam），在其1981 年出版的著作《理性、真理與歷史》一書中，將這一情景所引發的“思想實驗”描繪為“缸中之腦”。普特南的思想實驗是：假想某個浸泡在營養液中的大腦通過細細的導線與軀干相連。這個大腦對軀體動作的意識發出的指令，通過導線雙向傳遞——此刻，你會認為這還是一個生物學意義上的“人腦”嗎？?“缸中之腦”的畫面多少有點兒令人毛骨悚然。但不容否認的是，正是這一概念和彭菲爾德的實驗，激發了大量研究者、科幻小說家的想象力。“賽博朋克”（Cyberpunk）也成為20 世紀50 年代人工智能萌發以來，科幻寫作領域的新品種。大家所熟知的大片《黑客帝國》《盜夢空間》《源代碼》等，無疑是這一領域震撼心靈的大作。提出“賽博空間”（Cyberspace）的加拿大小說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Ford Gibson）、創作《深淵》系列三部曲的著名科幻作家弗諾·文奇（Vernor Steffen Vinge），都是這一領域的大家。

動態 | 人民日報：推進金融體系與區塊鏈等新興科技深度融合:人民日報在12月9日整版刊發了《破解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一文，其中提到，推進金融體系與大數據、機器學習、區塊鏈等新興科技深度融合，探索利用大數據等新興技術手段完善征信機制，降低銀企間建立信任的成本，進而降低民營企業融資成本。[2018/12/9]

科學家之所以要從神經底層探究意識的起源，除了骨子里西方思想“還原論”的脈絡之外，還有一個在啟蒙運動之后被不斷放大的思想，就是“人終于可以憑借自己的理性，獨立行走了”（康德+黑格爾）。上世紀60年代在后現代思潮勃發時期，碰巧出現了電子計算機這樣一件神奇的機器。它的“可編程“特性，使得年輕一代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解放。在數碼世界中肆意沖浪、編撰操弄這個美妙的比特，讓人不但爽，而且有某種“造物主”的快感。

理解今天甚囂塵上的元宇宙概念，需要從“人的認知塑造”的角度，深入理解這樣三個基本問題：

計算問題：“代碼即法律，一切皆計算”是當今數碼科技不假思索的思想基礎。這背后的思想意味是什么？計算與表征，這一現代數碼技術的理論基石，是建立在何種西方思想基礎上的？

意義問題：這一問題長期以來，是以“次級研究課題”的面目，出現在心理學、認知科學、社會學、傳播學等等學科中的，比如“意向性問題”，“欲望問題”等等。“意義問題”似乎需要提升到更高的層級。

知識問題：知識是認知的基礎，也是認知的對象。知識建構與知識表達的邊界，一直以來是“軟科學”的形式存在。在融合東西文脈基本特征的前提下，是否可以提出“新知識論”的問題？

這三個問題當然是巨大無比的。但我覺得這三個問題中，至少可以較好地包容一些有意思的研究題目，比如說：

聲音與符號：聲音的表意性與符號的表意性之間，是否存在根本性的差異？表意性的歷史演變過程是什么？流傳到今天的符號文本，是歷史殘存知識的載體，但其實已經永久消失了太多的符號，更不用說永久消失了“聲音”。這些對人的認知有決定性作用的聲音和符號，其實是殘缺不全的。我們對世界的感知與意向，建立在如此碎片、殘缺的基礎之上，卻依然能呈現出斑斕色彩，這背后的機理是什么？

神靈的起源：神靈和神圣意識，是如何在千百萬年人的活動中萌生的？這種神靈意識，又是如何分化為蘇美爾神話、波斯神話、希伯來神話和東方神話的？

計算的起源：計算到底是何種基礎結構？計算與命名是如何發生的？

4）認知結構的演化過程是怎樣的？不同 的文化MEME作用下的認知結構，是如何轉化為文化習俗、語言風格、飲食習慣、宗教儀式的？什么在變，什么不變？

在與邵青老師這兩年的交流中，邵青老師將人的智能劃分為三個層級：AI（算法智能）、LI（語言智能）和II（想象智能）。他認為，算法智能無法超越語言智能，語言智能又無法超越想象智能。如果上述成立，人類認知的架構就不那么簡單。

我的理解是：

1）、算法智能AI：這個應該是三個層次中邏輯性最強的一層，但同時也是表達能力最弱的一層。算法智能基于兩個基本原理，一個符號學原理（索緒爾/皮爾斯/羅蘭. 巴特等）；另一個是圖林-丘奇命題（可計算理論），前者解決“表征”問題，后者解決“計算”問題。算法智能也叫做“符號表征與計算”。當代計算理論，是基于布爾代數（二進制）和邏輯演算的，我認為是所有計算模式中最簡單的一種。

所謂“簡單”，即這種計算模式，完全排除了符號學試圖討論的語義、指涉、意義問題。中國學者趙毅衡教授認為，“符號是攜帶意義的感知”，這個說法我比較認同。遺憾的是，現在主流的算法理論，均將語義、意義問題排除在外，以至于人工智能的兩位圖林獎獲得者Jeffrey Hinton（深度學習提出者）、Judea Pearl（貝葉斯網絡提出者），近幾年都認為當今的人工智能“走錯了路”（原因是太過依賴大數據蠻力計算）。

2）、語言智能LI：這個層次其實是符號學的“硬骨頭”，也就是說“語言中蘊含的意義”到底是如何“表征與呈現”的？我覺得這個問題在語言學創始人索緒爾那里，就已經被提煉出來了。索緒爾語言學中，區分了Language和Speech，進而提出能指（Signifier）、所指（Signified）一對概念，前者是“聲音Voice”，后者是“指涉的對象”。

能指的表征，往往被簡單粗暴地符號化和圖像化，但索緒爾的本意，我認為他更強調“聲音”的原初性（這個需要研究）。換句話說，聲音的“意指”性存在，要遠長于符號、圖像的出現（意符）。從人類開始學會說話到出現代意符號（包括圖像），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然而，今天的符號理論，更多地致力于提出各式各樣的符號解釋學，但對這種“意指”如何脫胎、涌現于“聲音”，進而凝結、附著、固化在符號和圖像上，并沉淀為文化沉積物，是一個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從這個角度看，算法智能AI的底座，其實是邵青老師所說的LI，也就是符號學的底座其實是語言學。

動態 | 《2018國內外石油科技發展與展望》在京發布 高度關注與區塊鏈等深度融合:據人民網報道，11月16日，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中國石油經濟技術研究院在北京發布《2018國內外石油科技發展與展望》。《展望》高度關注石油工業與大數據、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物聯網、區塊鏈等新技術，以及納米、石墨烯等新材料的深度融合，認為這些新技術、新材料將助力石油工業向數字化、智能化轉型。[2018/11/17]

3）、想象智能II：我覺得這是一個超級有趣的概念！這個概念比LI更加基礎。換句話說，原初蠻荒時代的人類，特別在聲音孕育的漫長歲月中，人在自然界生存繁衍的個體/群體經驗，會不停地塑造人的認知的底層結構，這個結構是您所說的“想象智能II”的結構地圖。我認為今天的認知科學對此毫無所知。

70年代Paul McLean提出了Triune Brain的腦模型，某種程度上體現了這種思想。我理解Triune Brain的洞見在于，人類腦結構其實繼承了生命演化過程中的眾多“進化遺跡”，這些“生命本能”的存在，伴隨著人的進化史、人與自然的交互史；前者塑造Gene，后者構建MEME。

神奇的是，Gene和MEME會交叉纏繞，紐結成人與環境、與生物界共生演化的壯美圖景。從這個意義上說，單純從算法智能AI就試圖Hold住整個世界的欲望，的確是既淺薄又短視了。

當然：問題并不是如此簡單。

算法智能也并非一無是處，或者算法智能也并不是如此“不堪一擊”。這背后可能仍然蘊藏著尚未覺察的“玄機”。

1）算法智能的“符號表征”思想，很好地繼承了畢達哥拉斯“數學”思想，并以“信仰”的形式，普遍存在于西方知識分子心中（如自然是用數學寫成的；數學宇宙）；

2）在語言智能層級，加拿大多倫多學派（Innis和Mcluhan創立）的第二代傳人Robert Rogen，在《字母表效應》一書中清晰表達了這樣的觀點：與寫意文字相比，拼音文字具備抽象思維的能力，是西方一神教、邏輯思維、典章化法律的基礎支撐。這一觀點的“文明優越論”絕非少數人的觀點。

在這一主流觀點的支撐下，Logos傳統與拼音文字之間的紐帶被神圣化了。這一神圣化的后果，即是對未來的“話語權”的當然肯定。

3）在“想象智能”這個層級，就很好理解西方文明的一個重要轉向：預言未來的最好方式就是創造未來——這句話一直被視為硅谷的精神內核，這句話其實源于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的哲學被稱為“流動性哲學”，與柏拉圖的理念論有相對立的一面。在古典學那里，赫拉克利特的哲學幾乎被歷史所掩埋，只有殘篇傳世。但今天重讀古希臘的學者發現，西方文脈的精神需要到蘇格拉底之前去探尋。赫拉克利特的“萬物流變”思想，提供了略顯僵化的柏拉圖思想的“解劑”。

也就是說，如果要批判“算法智能AI”，就絕不能停留在對其“遺漏語義”、“割裂意義”，干巴巴的符號演算不可能獲得意義涌現等等層面。不幸的是，我看到的批判大致還停留在這個水平。

我猜測可能是兩個問題：

其一，按照邵青老師所提的AI、LI、II這三個層級的解釋框架，面對意義問題，算法智能AI并非“單打獨斗”，雖然LI、II這兩個層級我理解得還很膚淺，但我隱約覺得，隨著LI、II這兩個層級逐漸“滲透到AI”，三個層級共同面對“意義問題”，局面可能就大為改觀了。解決問題的路徑，在層級之間，而不是層級之內。

其二，數學與物理學等基礎學科也在發生思想層面的變化（這個我不敢說有研究，只是關注），比如我注意到最近20年數學界在重新討論“代數與幾何的關系問題”；比如物理學的“超弦理論”等。

其三，智能技術的進一步發展，極有可能帶來“重構個體”的局面，我稱之為“六根重塑”。如果“新物種”是未來的話，我覺得AI+LI+II，或許是理解和解釋未來思想的一個有用的框架。

一點哲學思考：

從傳播角度說，元宇宙的確是一個“好概念筐子”。但對這個概念的深度思考，需要超越現實的拖累，轉向更深的思想和哲學。

主體性：虛擬現實的起點

如果從上世紀中葉訓練飛行員的模擬器算起，虛擬現實已經有了超過半個世紀的歷史。1965年，美國施樂公司的科學家薩瑟蘭就開發了交互式顯示技術，奠定了后來個人電腦圖形顯示器的基礎。1977年，薩丁（Dan Sandin）研制出數據手套，可以用手指與電腦交互；1984年VPL公司的蘭尼爾（Jaron Lanier）首次提出“虛擬現實”的概念。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虛擬現實已經在動漫游戲、模擬仿真、訓練演練、沉浸體驗等領域取得長足的進展，特別近幾年與人工智能、大數據、三維顯示、神經網絡、腦機接口等技術的融合，使得虛擬現實向數字環境建構、沉浸式深度體驗、立體顯示與交互等方向發展，日益顯示出誘人的應用前景。

然而，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系統的數字技術，在引起人們興奮的尖叫聲后，越來越帶來令人不安的遐想：在人類所構建的虛擬世界中，作為肉身存在的人，是否會迷失自己，從而喪失對自我的把握和認知？長期沉浸在虛擬現實的環境中，是否會導致人的精神迷亂？虛擬實景與物理世界的分界線到底在哪里？這些問題最終都歸結于對人的主體性的再認識。所以說，虛擬現實的技術發展將帶來人的主體性的重塑，已經是一個緊迫的哲學問題。

對人的主體性的關注，是西方兩千年哲學的主脈。從柏拉圖開始一路到康德，西方古典哲學始終在追問“我是誰？”的問題。答案自然五花八門、流派眾多。350年前的法國思想家笛卡爾，曾經為這個問題煩惱萬分：我怎么才能證明我自己的存在？借助“夢境分析”，笛卡爾最終整出一個金句：“我思故我在”。當然，影響后世的還不是這個金句（這個金句太多人都能脫口而出），而是笛卡爾創立的“思維方法”，人稱“主體與客體的兩分法”。簡單說，就是在笛卡爾看來，橫亙在主體、客體之間的邊界是清晰的。

兩分法可謂塑造了此后數百年人們看待世界、思考問題的基本框架。稍微想一想，可不是這么回事嘛！一個人，比如您，站在這里，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感知著周遭世界，盤算著、思忖著，與這個世界打著交道。這個世界就明晃晃地擺在那里，那可是“客觀存在”啊，不管您看或者不看，閉上眼睛您都知道，“世界”就在那里。

當然哲學家眼里的世界，要比各位看官您眼里的世界復雜得多得多。“主體性”的問題在正根兒的哲學家眼里，挑戰就沒斷過。古希臘的“忒修斯之船”就是一樁典型的公案。這一公案說的其實是“萬物流變”——用中國話說，是“抽刀斷水水更流”，或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太陽每天都是新的”，或者“每一秒鐘的您都與眾不同”。

說這些閑話，其實是想說，不管讀者諸君對哲學有多深的造詣，多濃的興趣，“主體性”這一問題是一個迄今為止仍然說不清道不明的問題。笛卡爾的兩分法簡單又奏效，且頑固地植入到人們的思想底層。不過，這一畫面在過去的100年里，正被漸漸破拆。

憑著中學課本里講過的相對論、量子力學常識，很多同學都明白了一件事，就是“觀察者視角”，這比笛卡爾那個單純的“主客兩分”又復雜了一個數量級。因為，當您意識到有“觀察者視角”這回事的時候，其實心中已經悄然植入了比“觀察者視角”更高的視角，暫且稱之為“上帝視角”。

用卞之琳的詩，就是“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胡塞爾的現象學之后，一些哲學家對主體的問題暫時“懸置”起來（因為這道題實在是太難了）。哲學家開始回到現象本身。這時候，哲學家思考問題的角度，與笛卡爾“旁觀式”的姿態相比，已經有了巨大的變化。哲學家在思考“主體進入客體”的可能性（或者反過來，客體進入主體的可能性）。比如海德格爾，就試圖用精妙的語言，描述、辨認著被拋來拋去的、千變萬化的“主體”，在上下翻騰、糾纏不休的存在、這一刻的存在、稍縱即逝面目全非的無數個此在之間，那些說也說不清的關系。

沒辦法，西方哲學就是這個味兒。東方哲學的表述不是這樣的。東方哲學要面臨這種令人輾轉反側的話題，不是把酒臨風、吟詩作賦，就是結跏趺坐、面壁不語了。

話說回來。

不管西方哲學如何流派繁多，不得不承認笛卡爾“兩分法”的思想底座，還是太強悍了。在主體和客體之間畫出一條清晰的邊界，以便能“把持住”這個世界，依然是各位瓜眾揮之不去的樸素情懷。

這個堅硬的“主體性”與虛擬現實是何種關聯呢？按照哲學家的解釋，人的主體性其實是對人的獨立性、自主性的確認。這種確認的關鍵是理性支撐下的人的抽象的規定性。當這種主體性受到懷疑、立足不穩的時候，人的存在就變得十分脆弱了。相應地，建構于這種主體性確認基礎上的人的經驗和知識，也將變得支離破碎了。虛擬現實所面對的，恰是“主體性”這一歷經歲月所建構的“人的安樂窩”，這種自我意識、自由意志、自主經驗，一旦遭遇數字世界的沖擊，將對“主體性”這一人的認知底座，產生巨大的沖擊。

2）、無縫穿越：真正的危險邊緣

頭盔是虛擬現實的標志性裝備。如果按薩瑟蘭發明的第一款可跟蹤頭盔算起，虛擬現實的起源，比互聯網的前身阿帕網還要早一年，即1968年。數十年里，虛擬現實主要還是用在游戲、仿真等場景，作為工具來使用的，是人的感官的延伸。但今天的發展已經天壤之別。

虛擬現實已經使人們可以穿越虛實邊界，進入有無之境。今天的虛擬現實研究者們，致力于從技術上探索這種“虛實邊界的無縫穿越”，這種穿越可能對人的情緒、心智、認知帶來哪些令人震撼的沖擊和影響。如果說巨大的“沖擊”在探查技術邊界的話，那么對深遠“影響”的思考，就屬于哲學范疇了。

這是真正的危險邊緣。

科幻大片總是給人們展現各種超越當下物理定律的景觀，典型的就是時空隧道。人們對黑洞、星際旅行、時空隧道總是充滿好奇和激情。在技術手段還十分匱乏的年代，科幻作者們就曾設想過時空穿梭機。不過，那畢竟是科幻大片的藝術展現。

人們對當今黑科技最大的恐懼和擔憂，就在于可能被某種不可知的力量所操控。從技術角度看，這是完全有可能的。這種可能性，體現在兩點：一點是虛擬現實提供的。虛擬現實可以深度侵入人的感官系統，重塑人的感知界面，達到“以假亂真”的境地。另一點，是代碼化。所有的數字裝置，都依賴開放編碼來運轉。這些代碼可能是事先寫好的，也可能是動態生成的，還可能根本就像“被污染”的紙巾一樣，“粘”到干凈的代碼片段上的。這兩點讓無論是專業人士，還是吃瓜群眾，對技術驅使下的未來世界，既充滿好奇，也充滿恐懼。

思考這些問題，是哲學家的領地。

技術變革影響世界的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工具理性的范疇。在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人們對哲學、對思想的渴望就更加急迫。馬克思曾指出，以往的哲學致力于解釋世界，而今天的哲學則致力于改造世界。馬克思天才地預見到，從古希臘到康德、黑格爾的古典體系，總是試圖給出關于整個世界的完滿認識的哲學姿態，已經遠遠不夠了。

虛擬現實的危險是什么？就是“界限消失”。用我這些年講述“認知重啟”課程的話說，我稱之為“六根重塑”。技術深度介入世界的后果，就是人的感官被大大重構。我們所見、所感的世界，早已不是純粹的“第一自然”，而是“第二自然”甚至“第三自然”。

如果還是沿用笛卡爾的“兩分法”看世界，就會感到莫名的困惑和焦慮：過去硬邦邦、明晃晃的“主客分界線”，是這個世界平穩運轉的保證，也是主客之間不可逾越之門。但是今天，至少這個門被打開了，甚至被拆掉了。

今天談論前沿科技，往往會彈出一長串技術名詞：5G、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機器人、虛擬現實，如果再加上神經網絡、基因編輯、腦機接口，那就更不得了。這些名詞背后的技術聯手起來，這個世界的面貌必然大變。中山大學虛擬現實實驗室的翟振明教授將這一畫面，描述為三個層級：最底層的是物聯網為核心的冷冰冰的網絡；中間是“主從機器人的遙距操作”，也就是交互層；上面還有一層，就是虛擬現實環境下的人際網絡。

這就是說，未來我們可能會告別今天這個熟悉的世界：和煦的風，狂暴的雨，嘈雜的鬧市，寧靜的泊船～～畫面還是那個畫面，但你知道這一畫面中，有多少添加劑，多少合成物，摻入了多少劑量的代碼調制？

翟振明的思考，就站在這一畫面的邊緣處。在他眼里，這個世界不但是危險的，而且是“邪惡”的。或者換一個委婉的說法是，這個世界具備相當的“邪惡的可能性”。

為什么？因為這個世界將摧毀自由意志，摧毀人。與諸多具有人文情懷的工程師、科學家一樣，翟教授堅定地認為，他之所以做這些實驗，觸碰虛擬現實的“危險邊緣”，甚至申報技術專利，是希望“捍衛人的尊嚴”，希望像古羅馬的門神雅努斯那樣，守望過去，祈禱未來。萬丈深淵的邊界，善惡的分水嶺在哪里？他沒有畫地為牢的假設（即一元論或者二元論，這恰恰是西方文化數千年爭執不休的一個元問題），他內心只有一個愿望：為萬丈深淵的邊緣，插上警示牌。

六根與三觀：亟待探索的造世倫理學

虛擬現實的意義，在我看來最為重要的意義是兩個：一個是它提出并深化了這個重要的問題，就是隨著技術的發展，隨著虛實邊界的消弭，這個世界“墮落”的可能性有多大？另一重意義，我覺得是暗含的，即東西方文化的對話。

對未來世界的預測，這些年來悲觀的論調其實已經不少了。比如受到廣泛批評的馬斯克的“腦機接口”。其實馬斯克本人在這一問題上也異常分裂。他一邊義無反顧地試驗著各種大腦植入芯片的可能性，另一邊對未來世界極度擔憂，甚至認為“人工智能可能在五年內接管人類”。另一位當紅歷史學家，以色列的70后教授赫拉利，在《未來簡史》中宣稱，99%的人在高科技面前都會蛻化為“無用之人”。這個說法其實并非赫拉利首創。

1995年9月，在美國舊金山費爾蒙特大飯店，聚集了500位世界級的家、商界領袖和科學家，他們所描繪的人類“正在轉入的新文明”中，有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在下個世紀（即21世紀），啟用占勞動能力居民的20%就足以維持世界經濟的繁榮。”那么剩下的80%的人干嘛呢？布熱津斯基還專門用一個詞表達這層意思，就叫“靠喂奶生活（Tittyainment）”。今天人們更熟悉的說法叫“奶頭樂”。（參見《全球化陷阱：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

當越來越多的頭盔被賣出去的時候，當越來越多的裸眼3D成為日常生活無法擺脫的常態的時候，某種潛藏很深的認知重塑過程其實已經開始了。

比如“注意力”這個話題。注意力的問題，長久以來游離于嚴肅的科學之外。科學家認為這是一個心理學問題，心理學家認為這是個哲學問題，而哲學家又認為這只不過是一個“感知測量”的實驗問題。過去40年來對這個問題的探究，證明這個問題至關重要。美國藝術史家喬納森.克拉里在《知覺的懸置：注意力、景觀與現代文化》中指出，人們以為的“注意力”，與其說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不如說是對“意識”擠壓的過程。通俗地說，就是人們以為“看世界”是一個完全自主的過程，人們可以自由地行使自己的“看視權”。但殊不知，經過千百萬年與周遭世界的視聽感知交互，“本能與天性”中已經慢慢滲透、沉淀、擠壓成型了大量看世界的“取景框”，這些個取景框，構成了人們“看世界的意識構造”。

電學和光學效應，被用于廣播、電話、電視，直到今天的電腦、互聯網、手機的150年里，一系列聲光電的生活裝置和生產裝置，其實已經悄然改變了人的“六根”。現代人的“六根”與秦漢時期、唐宋時期人們的“六根”已經大大不同。如此說的話，“三觀”怎么可能毫無變化地沿襲至今呢？

六根重塑，其實在哲學、倫理學的意義上，就是重塑三觀的過程。

技術對生活世界的重構，從石器時代就已經開始了。只不過這種重構時而緩慢，時而急速。講一點近代藝術相關的話題。近代藝術家為何在19世紀中葉之后，陷入某種煩躁不安的境地？為何在數百年宮廷畫、寫實主義的土壤中，忽悠長出了“印象派”的色彩斑斕？有很多因素，但其中一個因素，可能是化學顏料的出現。

對達芬奇、魯本斯、拉斐爾那個時代的人來說，手工調制顏料，是一個畫家的本分。現代畫家已經沒有了這一“福分”。化學顏料的出現，仿佛給畫家裝上了“義肢”——換一種說法，就是畫家其實被截肢了。這就是“六根重塑”的真實過程。

當這件事情一旦發生，或者一旦被意識到已經發生，剩下的事情就變成“遙遠的追憶”了。生命列車，已經駛入了扳好的另一股道岔。

虛擬現實的深入研究，需要關注其哲學層面“長期演化路徑”，核心思想是提醒人們“要開始應對無節制的技術顛覆”了。

虛擬現實絕不僅是技術，而是事關人類文明的存續。對中國人來說，基于傳統東方文化領悟“天人關系”是理解虛擬現實的一個重要視角。100年來的哲學思潮，最偉大的發現，其實是發現不可能。“空無”，并不是“空白”。中國古代賢哲的智慧，對超越有無之辯、有無之境，天然有自己的獨到視角和言說。無論孔孟或者老莊，駕馭有無的至妙法門是除卻黑白的第三極：中道。

用中道的思想“統攝”有無。這一點需要極大的耐心、極強的意志和精妙的自我把持能力。

這個世界并非用鉆探、挖掘、還原法就可以窮盡。但今日之中國人，已經走出了明清時學者的那種局限性。那種船堅炮利的威懾之下出現的兩極分化，要么投身于富國強兵，要么退居祖地、再度閉關鎖國——這兩條路都已經不能用當年的意蘊來衡量。中國人的祖訓在兵略上，講進可攻退可守，進退自如。在復雜多變、縱橫交錯的當下世界，要進退有度顯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特別在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5G、虛擬現實、數字貨幣等等高科技，正在鑄造未來數字世界的新型基礎設施的時代，一方面要有扎扎實實的硬核實力，另一邊，還要保持巨大的虔誠和敬畏。能很好駕馭“為”與“不為”兩者的，恰恰是中道。

但是，中道并非坐而論道。需要改造世界，也不能忘記解釋世界。這個世界不但需要重新解釋，更需要在改造中解釋。

沒有現成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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