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貨幣:蔡維德：數字貨幣戰爭：從國家安全和市場兩角度來思考_區塊鏈

1.?前言

2019年6月18日世界開啟數字貨幣競爭，而數字貨幣戰爭則是從2019年8月23日開始的。當天，前英國央行行長Mark Carney在美聯儲提出“合成CBDC取代美元成為世界儲備貨幣”，這一觀點震驚美國朝野和金融界。于是在2019年11月11日（中國雙十一），由哈佛大學教授Kenneth Rogoff教授第一次提出“新型貨幣戰爭”，并認為科技、市場、監管為新型數字貨幣戰爭的3大競技場。由此可見，這場新型貨幣戰爭雖然是由英國發起的，但影響最大的卻是美國。因此，為保護美元，預防本國經濟遭受沖擊，美國開啟了這場新型數字貨幣戰爭。

為“新型數字貨幣戰爭”，各組織機構紛紛舉辦會議討論。例如2019年11月19日，美國哈佛大學就舉辦了一場模擬白宮國家安全會議討論“數字貨幣戰爭”，參與者包括現任美國SEC主席Gary Gensler也是美國拜登團隊重要成員,?美國前財政部長Lawrence Summers、前國防部長?Ash Carter,以及麻省理工大學的學者等。針對此次討論，哈佛大學還整理了會議報告并于2020年1月公開，而報告主題就是“數字貨幣戰爭：國家安全危機處理仿真”。

圖1: 2020年1月哈佛大學出報告：數字貨幣戰爭

從那時候開始，有關“數字貨幣戰爭”的文章和討論層出不窮。包括來自美聯儲、美國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洲央行、英國央行、摩根大通銀行、摩根斯坦利、黑巖等重要機構發表的文章著作，也包括一些獨立民間智庫數字美元（Digital Dollar）項目報告，再加上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倫敦大學學院、伯克利大學等高校的研究論文。其中由伯克利大學Vinod K. Aggarwal和Tim Marple合寫的《數字貨幣戰爭》一文引人關注，這文發布于2020年12月全球亞洲（Global Asia）期刊上。

數字貨幣戰爭向來不乏競爭者，首先出現的是數字穩定幣和法幣的競爭，這是在2019年6月18日發生的。但是2020年11月后又出現另外一個競爭，數字代幣和法幣的競爭。在2020年10月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的報告《跨境數字貨幣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就沒有討論到數字代幣和法幣的競爭，只有討論數字穩定幣和法幣的競爭。

聲音 | 國家特聘教授蔡維德：中國要利用區塊鏈技術的機會成為科技強國:12月31日，國家特聘教授、北航博導蔡維德在中國金融信息網刊文《區塊鏈——百年難遇的科技強國機會》。文章提出區塊鏈“五要五不要”。第一要，我們要自己原創的區塊鏈技術，要領導世界，要有原創的制高點。第二要，區塊鏈技術要深度融合其它技術，如云計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第三要，區塊鏈技術要與金融深度融合，服務實體經濟，深度改革；第四要，中國要利用這次機會成為科技強國，如網絡強國(不只是網絡大國)。因為這次是一個突破口，必須要有創新，而不是只學習；第五要，中國相關部門以及負責的領導要注意區塊鏈技術發展現狀與趨勢。區塊鏈五不要：第一不要，不要一直跟隨國外技術，可以跟隨，但不要一直跟隨，最后我們要趕上乃至超越；第二不要，不要以為把區塊鏈放在現代業務流程里面，就可以了。其實根本達不到，因為要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各行業供需有效對接提供服務；第三不要，不要部署發過幣(逃避監管)的鏈，擾亂中國金融市場秩序的鏈不會允許留在中國，這不是“安全有序”的發展。第四不要，不要認為這只是區塊鏈技術的應用，要在技術上領先世界；第五不要，不要不清楚現在區塊鏈發展現狀與趨勢。[2020/1/1]

事實上，數字代幣和法幣的競爭更為重要，因為數字穩定幣的風險是“將來”，而比特幣的風險是“現在”，并且臉書穩定幣的體積現在是零，流動性也是零；而比特幣的市值大過摩根大通銀行的市值，流動性超過98%國家的法幣，一度還超過99%。這造成世界金融風險是難以估量的。

伯克利大學的《數字貨幣戰爭》一文的顯著特點就是呈現多維度的分析，而不僅僅是單維度概括。原文雖然只有4頁，但是許多觀點都是作者深思熟慮后的結果，令人耳目一新。另外，與其他文章不同，他們的觀點并非是事后分析原因而是提出將來可能的場景。這些是8個月前寫的，現在回頭看他們的預測多半是正確，部分場景雖然還沒有實現，而那些未實現的預測，則是我們需要密切關注的。

這里我們主要從兩個方向討論伯克利大學的觀點，即國家安全和市場。在第2和第3節中討論伯克利大學教授Aggarwal等的觀點；在第4節討論他們的事前預測，在第5節提出我們的分析。

1.國家安全：四個考量

顯而易見，伯克利教授受前英國央行行長言論影響甚大，同時也全盤接受哈佛大學Rogoff教授的觀點，認為數字貨幣能夠影響到國家安全，而理論基礎也是根據普林斯頓大學的“數字貨幣區”理論。

金色相對論 | 蔡維德：英國央行推行數字法幣，其實就是要把第三方支付的監管權拿回來:在今日舉行的金色相對論中，關于“英國央行行長提出的“新經濟需要有不同的央行”該如何理解的問題，國家特聘教授，北航博導，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區塊鏈研究中心科學顧問蔡維德表示：他們說到英國央行希望有一個大央行主義，就是央行直接與銀行或者是客戶這種大型的公司甚至與個人來往。所以這種這個主意叫做大央行主義，就是不只是商業銀行，央行也能夠跟這些大的客戶以及個人做這個金融的交易。他們認為英國央行保證所有的錢不會流失，所以英國老百姓會選擇央行，跟央行做生意。這很明顯的就是英國央行決定在市場上跟第三方支付作戰，因為在第三方支付上面，大部分第三方支付在英國是不受英國央行監管。所以，英國央行所以要推行數字法幣，其實就是要把監管權拿回來。[2019/8/15]

1）世界儲備貨幣：CBDC可以作為儲備資產或將威脅美元作為全球霸權儲備貨幣的地位，特別是新主權CBDC的高流動性，而且市場對其更有信心。（備注：這點就是前英國央行行長2019年的觀點）美元失去世界儲備貨幣的后果將是難以承受的，因為美元是世界儲備貨幣，美國進口本國貨幣商品有"過分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一旦美元不再是世界儲備貨幣，特權會隨之消失，美國國內消費和軍事費用會使美國承擔更多的債務。雖然許多觀察家指出，取消美元作為霸權貨幣的地位的門檻非常高。盡管如此，"過分特權”還是可能被挑戰。?即使是區域性霸權數字貨幣也會對美元造成限制，并開始同樣賦予"過分特權”。

2）跨境支付：由于CBDC不經過SWIFT系統，因此SWIFT系統將會失去作用。而SWIFT是美國貨幣政策的工具，用來制裁其他實體經濟（例如國家）。因此，建立在SWIFT網絡之外運作的主權CBDC，削弱美國執行制裁的能力，增加了一些國家反抗美國制裁的工具。

3）國家債權：CBDC提供了新的國際債務計價手段。隨著對美元霸權主義日益不滿，各國可能越來越對替代貸款方和工具感興趣。從以美元計價的全球債務市場向包括CBDC在內的市場過渡，會削弱美國通過貸款計劃實施戰略優先事項的能力。

4）網路攻擊：CBDC需要數字貨幣網絡成員之間基于互聯網的某種程度的溝通，這必然會引入貨幣中全新的攻擊。即對一國貨幣系統進行網絡攻擊的可能性，這是數字貨幣和國家安全最直接相關的一環。

聲音 | 蔡維德：數字法幣或要等第10代區塊鏈技術才能實現:據金融界消息，中組部“千人計劃”特聘教授、北航教授蔡維德表示，數字法幣或要等第10代區塊鏈技術才能實現。其認為一般的數字代幣根本達不到數字法幣的要求，如果用第一代或是第二代數字代幣的技術做數字法幣，恐怕會遇到“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此外，其還表示，區塊鏈是監管利器，區塊鏈技術本身可以降低成本，節省的成本就可以覆蓋監管過程產生的費用。如果公司使用了區塊鏈技術，就不需要監管層人工查賬。因為在區塊鏈上，公司和監管單位可以實現賬本共享，這樣監管就節省了人工查賬的成本。[2019/4/17]

2.市場：通過經濟治國之道推廣數字貨幣

這里，作者以5個觀點來討論政府如何來推進數字貨幣：

1）技術特征:?主要特征包括兩用性(dual use)、外部性和可適用性：

兩用性：一些看似商業企業的數字貨幣會對國家安全產生重要影響。（備注：臉書穩定幣就是，比特幣也是另外一個例子。）

外部性：外部性是溢出效應，指一個外部機構或是群體的活動使其他機構或是群體受損或受益的情況。貨幣是國家和全球經濟的命脈，因此這一領域的技術發展對實體經濟有明顯的溢出效應。

可適用性：現在數字貨幣技術已經容易復制并且可以再度創新。這意味數字貨幣的設計可以更加“中心化”，使國家更容易監管數字貨幣（備注：正好和“去中心化”思想理念相反）。?這也意味政府可以發展對國家有利的數字貨幣技術，這樣的技術可以保持政府在貨幣上的壟斷，而且可以調控貨幣政策。?這方面的發展是大有可為的。

2）市場特征:?專注于競爭對手、供應安全、進入壁壘和規模經濟。

a.?競爭對手：合規數字貨幣市場逐漸成為私人和政府競技場，這要求政府學習和管理加密貨幣，從而提升私人市場監管力度。

b.?供應安全：效率問題是加密貨幣等私人數字貨幣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但作者現在看到，政府越來越關注與這些數字貨幣相關的系統的安全性和技術控制。

c.?進入壁壘:?盡管基本數字貨幣的進入門檻較低，但更復雜的版本需要大量的知識和資本。

d.?規模經濟:?明顯存在與社交媒體等軟件產品。我們發現不同類型的數字貨幣會產生顯著的網絡外部性，這意味著不同數字貨幣之間的競爭和經濟狀態不同。除了徹底禁止之外，比特幣等分布式數字代幣幾乎沒有給監管者留下什么漏洞，但數字貨幣之間的市場密度會產生從低門檻到進入的內部競爭。雖然私人數字貨幣之間的競爭是由一個國家內部的監管標準決定的，但主權數字貨幣在固定的相關參與者群之間的技術設計上卻發生了更多的無政府狀態沖突——各國央行競相實現各種政策優先事項。

聲音 | 蔡維德：區塊鏈不是“去中心化”是“分權式”:據金融界消息，“千人計劃”特聘教授蔡維德表示，賺錢的時候，提“去中心化”來吸引投資人；出法律問題的時候，用“中心化”來處理。這表示標榜“去中心化”的組織在有問題的時候不能也不敢執行“去中心化”的協議。建議不再使用“去中心化”，而是說區塊鏈是一個分權式的管理機制。[2019/1/29]

3）國內結構：國內結構以及政府與私人之間的關系是重點。比特幣及其他數字代幣拒絕政府監管，所以在不同國家，不同法規，不同市場環境下，會有不同數字貨幣出現。因此，我們不應只寄托于企業對數字貨幣的私人治理，而是期待出現一種戰略性的公私動態，即特定公司要么因與國家優先事項保持一致而獲得權力，要么處于不利地位。?

4）國際制度：?現在世界各國才開始研究如何來監管全球數字貨幣，但先行的數字代幣讓現有的監管規則略顯滯后。如果沒有國際對數字貨幣產生、監管制定規則，那么世界仍處于市場的"美國西部擴荒"（WildWest）時代。因為在沒有國際或區域的監管機制，一些國家會使用政府經濟手段在競爭中占據優勢。同樣道理，一些國家可能會增加CBDC和其他CBDC的互操作性來增加其貨幣優勢， 而CBDC互操作性最終決定數字貨幣戰爭的贏家和輸家。

5）全球體系結構：作者認為很可能私人數字貨幣以及CBDC會繼續發展。

1.數字貨幣競爭的未來之路

伯克利大學提出4個重要數字戰爭的途徑：

1）各國將繼續干預私人數字貨幣：例如數字代幣交易和ICO等事件。不僅看到了各國對數字貨幣的監管，還會看到多個國家在數字貨幣治理和監管上合作，并且這些合作會越來越緊密。（備注：作者使用“干預”兩字，這比“監管”兩字更加強硬）

2）激烈討論：各國會在全球或是區域數字貨幣治理和監管上會有激烈討論。由于現在大部分的規則都是正在制定，或是還沒有制定。 （備注：即使制定了，例如FATF的旅行規則制定與實施，整體來說仍只是在實驗階段，由于不是所有簽署國家都在執行這規則。）

3）面對沖突，數字貨幣陣營涌現：世界許多國家都會參與數字貨幣的討論，即使這個國家沒有發展自己的CBDC或是數字貨幣，但依舊對這課題感興趣。因為它們必須面對這些兵臨城下的外來數字貨幣，而且這些數字貨幣有其外部性，以及其法幣和數字貨幣的交換性。因此，這些國家必須考慮在多個數字貨幣挑戰下，必須考慮如何有一個平衡，例如加入一個數字貨幣陣營。（備注：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20年10月報告提出的“數字貨幣陣營”，一個中立國家需要考慮和哪一些國家的數字貨幣進行交互，而不和其他國家數字貨幣交互。于是世界貨幣市場分區）。

聲音 | 蔡維德：依靠評估“沙盒系統”，可實現對區塊鏈更為科學的分析:據福州新聞網報道，在首屆區塊鏈產業與企業家國際峰會上，談到區塊鏈領域存在“偽鏈”“僵尸鏈”叢生的亂象時，國家科技資源共享服務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首席科學家蔡維德表示，依靠評估區塊鏈系統的大數據平臺“沙盒系統”，可實現針對區塊鏈的更為科學、全面的分析，“這一系統借助自動生成的數據說話，減少人為意見的干擾，可成為區塊鏈發展有效的孵化器與監管利器”。[2018/12/14]

4）競合關系：各國加強對私人發行的數字貨幣加大監管和限制。由于政府動作比較慢，因此需要和企業合作，同時對企業進行強監管。因此可能會出現2個極端現象出現：

a. 有的私人數字貨幣因為和政府合作而大大發展；

b. 有些私人企業因為和政府合作而退后，發展不起來。?

2.我們的分析

這篇伯克利文章的觀點和我們過去提的一些理論一致：

CBDC或是數字貨幣將會對整個國家實體經濟造成影響，甚至包括世界儲備貨幣，債權，跨境支付等；

政府在強監管私人發行數字貨幣的同時也會尋求與科技公司合作，發展相關科技；

數字貨幣的出現會迫使世界金融市場分裂為多個“數字貨幣區”（陣營）。即使一個國家不發展自己的數字貨幣，也會因為其他數字貨幣“兵臨城下”，而被迫加入一個或是多個數字貨幣陣營。

下面一些觀點可以再仔細分析。

5.1.?新型中心化區塊鏈設計

首先，作者認為數字貨幣的設計需要“中心化”，使國家更容易監管數字貨幣。 這樣每個國家可以發展對國家有利的數字貨幣技術（而不是發展對國家不利的數字貨幣）。?這樣的技術可以保持政府在貨幣發行上的壟斷，還可以使用數字貨幣調控宏觀貨幣政策。?

其次，整個區塊鏈系統的設計需要全面更正，設計出符合國家利益的數字貨幣。這觀點與我們在2018年提出的“中國只能發展可監管的區塊鏈系統”不謀而合。所以，那些一方面大聲喊“去中心化”，一方面又要求中心化的政府全盤接受“去中心化”的技術的想法是不可能的任務。

美聯儲、英國央行等不約而同提出類似概念，這和傳統數字代幣系統以規避監管為目標正好相反，新型數字貨幣系統必須把監管放在首要位置，并且只能在監管環境下從事交易和保護隱私。

5.2.?不需要零和競爭就可以有影響

作者提出即使只是區域性霸權數字貨幣出現，也會對美元造成影響。而在這區域內的霸權貨幣也可以享受類似的"過分特權”。

這表示數字貨幣戰爭會有階段性過程，即使世界無法建立一個新儲備貨幣，一個區域可以開始有自己儲備貨幣。這就證明“數字貨幣區”理論的實現。

圖2:?數字貨幣競爭路徑

由于小國可能沒有技術，或是沒有資產和大國競爭，當其他國家的數字貨幣兵臨城下時，他們會考慮加入貨幣陣營，從而導致世界很快成立多個數字貨幣區。這里有幾項選擇：

1.等待下一個世界儲備貨幣出現，前英國央行行長說有兩個選擇：

a.使用一個強大的法幣成為世界儲備貨幣；

b.或是提出使用一籃子貨幣（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SDR）當作世界儲備貨幣。

2.形成區域性儲備貨幣，每個陣營擁有自己儲備貨幣，發行國有區域型的“過分特權”。

如果是選擇區域性儲備貨幣，這會是什么場景？世界會分幾區？區和區之間會有什么交互？數字貨幣交換和交互如何控制？下面是可能的場景：

而數字貨幣區的規模大小竟然是由5.3節的思路決定。

5.3.?互操作性決定數字貨幣戰爭的贏家和輸家?

企業或參與方會因為一個數字貨幣平臺而和多個貨幣交易互動。這說明CBDC或是數字貨幣交互的重要性。交互性越多，平臺規模越大。

如何使多種貨幣（不論是傳統貨幣或是數字貨幣）自愿加入陣營？由于傳統互聯網式的平臺方有比目魚的不對稱優勢，一些國家或是區域會要求有更大的話語權和隱私權。

這樣傳統數字貨幣平臺需要改革，比如平臺可以收服務費，但是不可以收集客戶隱私數據，而且數據多是加密的，而這些數據只能存在數據擁有者的服務器上或是存在加密的第3方存儲。這就是互鏈網的概念。 平臺方可以提供服務，但是不能有數據。

圖3:?交互性和隱私性決定數字貨幣陣營的體積

5.4.?互鏈網拒絕壟斷和保護隱私

最近，互聯網企業的壟斷以及出賣隱私的行為屢見不鮮，歐盟等對于互聯網巨頭的壟斷行為有強烈觀點。如果這樣的壟斷行為出現在數字貨幣上，這會導致個人或企業交易數據被追蹤，那么個人、社會甚至國家的隱私信息將會暴露于眾目睽睽之下。

怎樣使一個國家既能使用國外開發的數字貨幣平臺，同時又獲取不到交易數據？目前只有互鏈網技術提供這樣服務，因為它的客戶端所有信息都加密，而且層層加密。互鏈網的最早提出是在2017年左右，科技先知George Gilder在美國提出加密宇宙思想（cryptocosm）以及我們在中國提出的互鏈網。

圖4:?邏輯圖

2021年5月后，互鏈網不再只是一個概念，由于相關公司成功上市。這表示越來越多人接受互鏈網是未來。?

5.5.?數字貨幣處于西部擴荒時代：制定區域規則優先

作者認為現在數字貨幣時代就是美國西部擴荒時代。這時代不是好萊塢電影所展示的牛仔美好故事，而是辛苦、殘酷、開荒的日子。這個時代歷經30年之久，是一個圈地的時代，牛仔時代，淘金的時代，叢林規則時代，英雄時代，錯誤的科技被認為是真理的時代，但同時也是一夜暴富的時代。而現在數字貨幣發展也經歷類似的場景。

因此，作者認為制定國際規則最重要的。前面提到在國際或是區域公認的監管機制，一些國家可能會使用經濟手段在競爭中占據優勢。這不需要制定全球制度或是全球規則，只需要制定區域性規則就可以。這也表示數字貨幣戰爭可能會從區域開始。

5.6.?美國監管緊急會議后無作為導致比特幣大漲

最近國外分析師Grant Williams發布研究報告，指出USDT大量洗錢，規模之大、歷史之久令人驚訝，而且是“無中生有”產生穩定幣，等于是美國地下市場的央行。根據美國的分析，每一次比特幣大漲，USDT都是后面的推手。并且USDT沒有使用區塊鏈系統，只發行數字穩定幣，純屬“空鏈”（和臉書穩定幣不同）。這些報告引起美國財政部重視，并在7月19日緊急召集5大監管機構（包括美聯儲）討論對數字穩定幣的監管。

會后，美國財政部宣布正研究如何治理數字穩定幣，在幾個月后會宣布如何治理，并且要求監管單位需要非常迅速的研究。

但是外界卻認為這次美國監管單位這次實際“無作為”，如此高規模召開緊急會議，會前大聲說馬上會行動，會后動作卻是“馬上迅速研究”。于是比特幣立刻大漲。

USDT的問題，不是今年7月才知道的，多年前許多著名分析師還有銀行都出報告指出欺詐行為，但是美國卻一直不行動。今年初摩根大通銀行還出報告指出USDT是數字代幣大漲的幕后原因。這次會議已經到了美國最高決策階層，還是決定采取“研究”的行動。為什么？不是伯克利大學說的叢林規則？

從2019年6月以來，國際不知道開了多少會議，討論臉書穩定幣對世界的影響。但是臉書穩定幣的影響是“將來”；現在的問題是同樣是穩定幣的USDT。而對于USDT國際卻采取溫和的態度，國際重要會議也不討論USDT。而我們一直認為這問題更嚴重。?

希望這次事件是個重要轉折點，讓我們拭目以待美國出的研究報告。

描述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特殊地位的“過分特權”一詞通常要歸功于1974年至1981年擔任法國總統的瓦萊里?吉斯卡爾?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事實上，他是在引用財經記者雷蒙德?阿隆的話。阿隆早在1965年在法國《費加羅報》上發表文章時就使用了這個短語。美國居民向外國人支付的債務利息相對較低，而從外國資產獲得的回報相對較高。這種凈外國資產的正“超額回報”——被稱為發行國際貨幣的“過分特權”——有利于大規模負外部頭寸的可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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